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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我的,中国的,世界的儒学!
 自上世纪初以来,反对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潮的发轫,其中占据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更是成为众矢之的。百年中,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烟往事,然而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转向,“儒学热”即其明证。
  不久前,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山东曲阜召开,吸引了34个国家和地区、100多个儒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600多位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参会。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开幕式上指出,“目前已有9200多所儒学讲堂走进乡村社区,1300余家孔子学堂遍布大江南北。”据国家汉办发布的统计结果,截至2016年12月31日,在14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与此同时,学界对于儒学相关的研究活动也在不断地开展。研究机构陆续建立起来,它们冠以国学院、国学研究中心、儒学研究院、孔子研究院等各种名称;大型学术会议也遍及国内外,对当代儒学形成国际思潮起了引领风气的积极作用;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范围的儒学热潮,使得儒家传统文化的前途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文化传承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其中就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早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考察时,传统文化的地位就开始改观。当时他对孔子儒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入阐发。他强调,“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国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正如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在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所强调的,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传统文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曾十分明确地说,“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国家的文化建设这个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正在破题。”
  官方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态度之所以发生重要变化,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景源剖析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矛盾日益凸显,价值观的危机、文化价值的焦虑、人生意义的困顿日益凸显,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意义便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儒学热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现象和文化现象,而是构成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的全球意义在于建立生命共同体
  在分析儒学在当下被重新认识和重视的原因时,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向本报表示,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儒学自身的价值理念具有生命力,比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不管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现当代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只要是人类社会,无论其组织方式如何,我们要形成公序良俗,就离不开这些价值。这一观点促使我们今天思考儒学传统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还要开拓视野,拉开距离,从地球那一边的文化眼光来从整体上审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有可能把握儒家文化的大格局。
  当前,各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首尔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郭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而“文明的冲突”的根源其实是价值的冲突。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之中,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如何解决人类困境、建立世界大同?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需要超出中西二元分立的对立性思维,站在统摄的高度,容纳不同文明的成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共享的智慧和价值理念。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在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明确指出,“儒学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而它的全球意义正是能够建立生命共同体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必须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狭隘传统,我们要拥抱更宽广的全球世界,这是建立生命共同体必备的”。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也认为儒学最注重共同体,人不能离开共同体而生活。荀子讲“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人不能离开天地的共同体、人伦的共同体、政治社会文化的共同体。有共同体才真正有“自我”。
  的确,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曾经接受本报专访时所说的,“我们有文化资源来面对人类困境”,而且“应该有中国传统相应的位置,儒学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但至少应该有一个位置”。
  良好的精神内核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
  然而,20世纪早期乃至今日,世界对儒学与现代性关系的一般看法却是,儒学是现代化的对立面。这不得不说深受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这两位重量级的西方学者的影响,他们都强调儒学压抑商业和科技。不过,且不说17—18世纪儒学在欧洲受到热捧,其实,近年来世界对孔子思想的关注度日益提高。
  1996年,伦敦《金融时报》刊文“孔子规则:在今后十年美国将保持在亚洲的经济领先,但它可能会从该地区学到更有价值的社会课程”,它指出:“美国如果鼓励美国人自愿地去采用一些孔子的教诲,其社会将会有莫大的受益。”200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61票赞成、41票反对,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决议。大学学府和学术机构对于海外儒学传播和研究的作用不可小觑。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教授今年七月驾鹤仙去,他主张“儒学绝非现代化的阻碍,而是东亚地区的文化资本”,并在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推动完善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建设,主持编纂了《中国传统典籍》,将中国文明基本的图象完整呈现于英语世界的读者眼前,并广受欢迎。
  儒学获得国际社会愈来愈多的期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儒家传统伦理精神并非韦伯所言的“市场经济之桎梏”。上海交通大学高全喜教授就强调,现代市场经济秩序之下的商业发展,儒商精神并没有缺席,相反地,儒家传统精神还在很早之前就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商业社会乃至东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但是,高全喜同时表示,我们也要看到传统儒家商业伦理的重大短板,如果不能做出适时的推进,即便有着良好的精神内核,也无法抵御现代性的致命一击。
  当代儒学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商业经济问题,还包括生态、政治、人文信仰等诸多当代问题。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曾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不能不说与西方哲学“天人二分”的思想没有关系。而“天人合一”这一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石,说明“人”和“自然”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对人类今天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着正面的积极意义。加拿大籍政治学者贝淡宁提出的“贤能政治”在学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他认为,学界应该正视中国式贤能政治,贤能政治经过现代转型之后,完全可以兼收并蓄西方民主制度的优长。不管是否同意贝淡宁的这一观点,但起码他为我们思考儒学问题,打开了一扇不同的大门。郭沂向本报表示:“儒家的人文信仰是应对精神迷茫、价值失落、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的有力武器,将成为未来人类文明中精神信仰的增长点,从而据以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让儒学在民众中重新扎根
  儒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随之而来的令人不安的倾向也引起了学界注意。在很多学者看来,当前儒学发展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儒学的普及、落实问题。
  现代以来,由于充斥整个社会的反传统思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儒学本来所具有的那种经世致用与浸润人心的作用已经显得逐渐式微。很多儒家文化研究者脱离实际,躲在楼阁之中构想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天下”的理想政治宏图。著名学者余英时就曾指出,今天的儒学似乎只能在大学哲学系中存身,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哲学系中都有儒学。儒家的价值必求在“人伦日用”中实现,而不能仅止于成为一套学院式的道德学说或宗教哲学。

  现代的儒学研究已成为现代学术分科中之一“科”。“儒学学院化和学科化有其贡献,不可一概否定,它使得对儒学的研究更为体系化、专业化和深邃化。毕竟任何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郭齐勇向本报如是指出,“当今儒学与现实的脱节相比传统中国社会而言确实比较严重。”因此他强调,当今首要之计是注重和加强儒学的教育和普及,积极推进民间儒学的培育和发展,比如《四书》等儒家经典应该进大中小学课堂,让儒学重新扎根,要让儒学成为滋润我们中国人心灵的文化资源。
  “如果民众不能在情感上真正认同儒学,即认同儒家价值,那么再美妙的儒学现代化、儒学现代发展的描绘与设计,也只能是空想”,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一语中的。在他看来,要让儒学真正走入并扎根于民众的情感世界,就必须“化士学为民学”。这是因为文化认同主要不是取决于知识理性的认知抉择,而是取决于实践理性的情感抉择。且不说别国民众,即便就我国民众来说,不会因为儒学是民众日用而不知的常道,而天然地认同儒学。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儒家思想两千多年以来的不懈追求。一度备受冷落的儒学逐渐走上复苏的道路,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地区都变得炙手可热,但我们不能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中。对于人类共同命运而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兼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的巨大挑战。(翟奎凤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儒家文化:拥抱更宽广的全球世界》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5期第1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社会科学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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