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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对话日——来自中国的声音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编

五洲传播出版社

 

 

 

 

 


序  言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秘书长  徐向红

 

 

2002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每年5月21日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为庆祝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尼山论坛组委会、光明日报社于2010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高层座谈会,围绕中国参与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畅谈交流,发出中国的声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璐主持会议。尼山论坛组委会副主席邢贲思、赵启正、叶小文,中国著名专家学者汝信、吴建民、张岂之、李学勤、张立文、牟钟鉴,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胡占凡,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张小安,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等与会并发言。这次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尼山论坛”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当前世界文明一元化和多元化两种主张和趋向博弈的产物。世界的多样性,文明和文化的差异不应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与合作的动力与起点。尊重维护文化多样性,开展不同文明对话,对于充分展示中华文化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和追求和谐的理念主张,对于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建和谐世界,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中华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应该而且必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中华民族向以极大的包容、注重和谐、酷爱和平而著称。我们有着保证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地保持几千年一统和稳定的文明因素和丰富经验。中国传统的和谐观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和生存智慧,其合理的思想内核为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精神资源,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文明自我完善、延续发展的要求。今天人类活动的相互依存度在不断加深,多元社会为加强全世界人民、国家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历史机遇。
   

这次座谈会围绕深入开展世界文明对话,提出如下五点主张:
 

第一,坚持世界多样化,尊重文明多样性。世界上有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两千五百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进化之源。


 

第二,坚持各种文明彼此平等,促进相互尊重。世界各国的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但并无优劣高下之别。所有文明都是平等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都应受到同样的尊重。平等相待与相互尊重是文明间对话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前提。
 

第三,坚持各种文明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世界各种文明在各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有特点。只有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扬长避短,相互借鉴,才能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
 

第四,坚持以文明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维护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文明对话应最终有助于推动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应在文明对话过程中,恪守这些重要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
   

第五,坚持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在相互尊重、和睦往来中增进了解,消弭误解和分歧,积极为人类建设可持续的未来。会议赞同许嘉璐博士所倡导的在孔子故乡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主张,认为这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开展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举措。尼山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出生地。孔子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等思想主张,对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产生积极影响。会议认同首届尼山论坛“仁爱?诚信?包容?和谐”的理念,认为这将会对联合国倡导的文明对话活动提供价值支持。会议期望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能够汲取孔子智慧,对“国际文化和睦年”作出独特贡献,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往搭起桥梁和平台。
  

这次座谈会层次高,成果丰硕,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2010年5月31日,光明日报以《世界文明对话日:来自中国的声音——“庆祝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高层座谈会”纪要》为题,整版篇幅刊发与会专家发言和会议成果,并配发编者按。
   

我们对会议发言进行了整理,经发言者本人审阅后,汇编成书,以飨读者。是为序。

 

 

目  录

 

许嘉璐  长期的博弈  伟大的责任
邢贲思  和而不同  存异求同
赵启正  正确对待文化差异
叶小文  中国文化“走出去”
汝  信  不同文明对话:中国的经验
吴建民  亚洲崛起背景下的东方文明
张岂之  中国传统“会通”之学与世界文化多样性
李学勤  源远流长  吾道不孤
张立文  “以他平他谓之和”
牟钟鉴  让当代温和主义流行起来——孔子能为世界提供什么
胡占凡  文明对话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和谐与发展
张小安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王志民  出发点与落脚点——世界文明对话的文化史观
附  录
 

 

 

 


长期的博弈 伟大的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许嘉璐

 

 

   

一、 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当前世界文明一元化和多元化两种主张和趋向博弈的产物,是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产物。各种文明都要走向世界,自古已然。就我们熟知的自己的事情而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和中亚合力打造了丝绸之路,中国和波斯商人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次下西洋等等即是;在西方,伊斯兰向西伸展,十字军东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等也属此类。那时不同文明的对话,只是局部的、线性的、自发的,主要的形式是贸易、传教和战争。工业革命以后,各种文明走向世界的力度加大了。例如18、19世纪欧洲自视为世界中心,所谓的“殖民运动”夹裹着基督福音向世界各地强行撒播和渗透。延至20世纪,美国接替了欧洲“世界中心”的角色,继续推进世界文明的一元化。二百多年来,弱势国家和地区只能不自愿地、被迫地承受着自己传统被扼杀、鄙弃、遗忘的残酷现实。
 

当然,文明一元化实施强大压力的同时,也自然孕育并激发出坚持传统、抵制文明移植的巨大力量。从上个世纪末起,一元化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文明多元化的呼声减速了。遍布全世界呼唤多元化的声音,是由西方发起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趋势辨证地催生的。物极必反,当推行一元化的力量接近极致时,它的对立面就要出现了。迄今,人类文明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博弈还在激烈地进行,但是已经不再是东西之争,强弱之争,而是垄断资本和人类良知之争,政客和学界之争,正确和谬误之争。
 

人类的文明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是多元的;多元之间的接触、碰撞、妥协和相互吸收是个极其漫长、复杂的过程,是各种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多元是文明自身的天性。但是,潜在于人民意识中的对多元文明的需求以及学界一波又一波的论证、呼吁、抗争,在现实中,其力量至今仍是微弱的。人类要达到彻底摆脱二百多年的桎梏,消除忘却民族智慧、失去自我、无所适从、灵魂空荡之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是文明的创造者,是文明多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是历史的主人。智者的言论可以作用于人心。只要真正渴望人类和谐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世界一定会有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共荣的一天。
  

二、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人类和平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足条件。人民及其精英间的对话只是善良的人们对抵消、制约当前这一不同文明间极不平衡状况的努力。资本主义永无止境的贪婪、“自由市场”的纵容、垄断者二百多年来所把持的世界天平倾斜的惯性以及无知与偏见,是文明多元化和人类和平破坏力的最主要根源。或者可以说,在今天,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人类良知、人性之善的体现,而妄自尊大、以我为准、君临天下、排除异类,从其本质上看则是人性之恶的体现;唤醒人类古老的愿望和睿智、解剖当下、尽力运用人类幸福和平的必要条件以强有力地遏制乃至消除邪恶,为人类幸福与和平准备充足条件,则是进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职责。
 

三,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所揭示的规律看,如果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地区、社群之间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这一狭小的视野——这当然不能妨碍人类共同追求的正义和平等的原则——来审视当代世界的特征,那么,所有的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也就是全人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霸权国家还是后殖民国家,也不管是富豪还是贫民、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困惑和痛苦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工业化极大地扩大了人类的视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便利和质量。但是它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的对立,人身与人心的对立,现在与未来的对立,现象和本质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对立浓缩在这样两个很少有人思考,却极为现实的问题中:什么是幸福?人类将走向什么样的终点?
 

现实中的种种对立在生活中就体现为科技发展的加速度、追求财富的欲望之不可遏止与人的心灵需要一定的沉静和信仰、人类不仅需要物质更需要自我认识的精神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所引起的人之个体和群体精神的迷茫,仇恨的莫名,社会的断裂,危机的频发,已经向人类显示了可怕的未来。因此,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应该只是被文明一元化所折磨的弱势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的需要,其实也是发达国家、霸权者、富豪和强势群体的内在需求,虽然他/它们未必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获得不同文明对话之益的,将是整个人类。这正是中华文明中天下为一体的理念所早已反复论证并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四,已经逐步被论证为谬论的欧洲中心论,至今仍然阻碍着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除了少数寡头的利益驱使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是西方故步自封、傲视他人已久,放下身段主动地、虚心地去了解、理解和吸收他人的文明是极其痛苦的事。犹如一身坚硬的铠甲紧裹在身,解下也难。二是这种心理惯性在学术上的反映。在西方的图书市场鲜有他国著作的译本,美国是其尤者。虽然时有介绍外国情况的著作摆出来,也属凤毛麟角,其中有相当比例还是并不准确的对他人的解读。另一方面,西方之外的国家之作品译为西方文字(特别是英文)的力量薄弱,或者是重视不够。这在中国可能更为明显——这就是启正同志所说的。因此,对话所需要的知识和物质基础极其薄弱。要改变这一不平衡状况,也不是短时间里能够奏效的。三是在西方了解中国、与中华文明对话方面,西方早已存在的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和介绍中国的著作,至今还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大多为当年的传教士所著所译。其中,有的是以基督教的理念进行比附(西方学者有人称之为“新格义”),这样就歪曲了中国,形成误导。这就像是在坚硬的铠甲上又上了一把锁,成了现在准确介绍中国、与中国对话的巨大障碍。现在,我们与西方对话不得不从中华文明的A、B、C说起,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著作的准备犹有不足。
 

五,中华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应该而且必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向以极大地包容、注重和谐、酷爱和平著称;我们有着保证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地保持几千年一统和稳定的文明因素和丰富经验。中华文明的内涵,的确有许多可以作为其他文明的参考,用来补充、纠正、制衡现在统治着全人类的西方文明,以便人类在未来共同创造出能够真正促进自身进步、保障地球安宁与和谐的新文明。例如中华文明把对道德伦理的无止境的提升作为人生和社会的最高追求;视自身为宇宙的一员,以“己”与“他”为同体,提倡体现无疆大爱的“仁”;虽然自古没有形成崇拜人格神的全民宗教,但是仍然有所敬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等。
 

现在中华文明正在参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一是我们对自己的遗产生疏了,精神遗产学术化了,需要接续上,需要生活化。这既需要把过去在泼洗澡水时同时扔掉的娃娃再抱回来,更需要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二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至今基本上还停留在自省的阶段。在地球变小,需要其他文明了解我们的时候,还需要一块多面镜,做多角度的自我审视;也就是需要参考其他文明是如何观察我们的,这也需要补课。三是随此而来的,需要把中华文明放到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和现实存在的大坏境中,深度思索我们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诚如现在人们常说的,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对前者,懂得这道理的人多;对后者,则相对少得多,而且更多的是从世界需要我们的物质产品方面着眼的。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恐怕要走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的阶段,就是现在的产品出口。第二个阶段是知识的贡献,技术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知识产权,将来供给全世界使用。第三个阶段,是智慧的贡献,就是把我们五千年文化的精华的东西——世界观或者叫宇宙观、伦理观、审美观等等,让世界人民知道,供他们参考。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绝不只是知识精英间的交往和交流,如果没有各方面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参加,其效果将永远是很有限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中华民族的大部分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并尽己所能作出实际成绩的时候,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就更大了,中华民族也才真正地强大了。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谬论。
 

有很多先生,还有山东省的领导,希望尼山论坛能够办成像博鳌论坛这样的论坛,我也这样期望。但是我们这是第一次,我们没有——我们国家如此,山东省更是如此,没有在尼山论坛之前积累什么经验。而博鳌论坛,从宏观上说,我们国家早已经在经济问题上多方地和外国直接地交流,在这之前已经不知道办了多少论坛,最后形成一个博鳌论坛。因此,尼山论坛也需要积累,需要总结经验。我们先试办。但是我相信,经过几届之后,慢慢地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在世界有一定名气,在国内是一个著名品牌的论坛。同时这将来是学者的论坛,是各行各业包括企业家等等交换意见的场所,还有政要们见面的论坛。那时候,可能就是又一个博鳌论坛的雏形了。
 

但是即使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也还是不会和博鳌论坛一样,因为谈经济问题和谈文化问题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我们只是想让尼山论坛在对世界的贡献方面、在国内的影响方面能够追上博鳌论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专家一直关注它,爱护它,支持它。

 

 


和而不同  存异求同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原总编辑  邢贲思

 

 

  

5月21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文明对话日”。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十分重要,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和文明的进步。我们应当支持并加以推动。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而对这种趋势,人们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态:欢迎它给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害怕它的负面影响会招致某种严重后果。从文化的视角看,有人有一种担心,认为全球化的结果,会使各国的本土文化遭到严重挑战,从而失去它的自主性,甚至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我认为,只要各方正确对待,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结局,不但如此,还可以为各国的文化交流,为各国在文化上的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创造条件。
 

有一种理论我不赞成,按照这种理论,各种不同文明之间,比如说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中华文明)之间,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不同,很难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认同,其结果只能导致文明的冲突,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冲突、局部战争,就是由于文明的冲突所引起。这种理论如果能成立,无异于说,越是全球化,文明的冲突就越严重。因为全球化的过程既是各国的经济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也是各国的文化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其中,外来文化同本土文化之间在接触过程中难免会有碰撞,按照“文明冲突论”的观点,这种碰撞就会导致冲突,甚至导致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兵戎相见。
 

如果少一点自我中心主义的观点,多一点开放包容的心态,应当说,各种文明虽有差异,虽有矛盾,其价值观之间甚至有严重分歧,还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尊重,乃至部分地互相认同的。这里的重要一点,就是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承认其他文明的存在,尊重其他文明的传统,决不能以老大自居,因而把它归入另类,打入另册。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有时需要一个互相认识、互相理解的过程。中国人民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就有一个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到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过程。19世纪中叶,受西学东渐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曾经十分向往,甚至达到盲目崇拜的程度。后来由于中国人民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方文明中的不合理的东西固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但西方文明中的合理的东西也遭到某些中国人的拒斥。这种行为是幼稚的,却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锻炼,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的同时,在对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更加趋于理性。毛泽东提出的对于古代和外国的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邓小平提出要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即是这种理性态度的集中表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形成有先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贡献。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不同文明之间,虽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的不同,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一个“和”字。所谓“和”不是不承认矛盾,不承认差别,搞“合二为一”,相反,恰恰是以承认矛盾和差别为前提的。“和”的意思是说,虽然存在着和自己不同的东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能够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对待它,就不会导致关系的破裂。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和”,是“和而不同”。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处事处人仍然有借鉴意义。大而至于国与国的关系,小而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恐怕都须要以一种“和而不同”,也就是承认差别、存异求同的精神来对待,才比较恰当。不同的文明之间,就更须要有“和而不同”的精神。既然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明存在,既然各种文明之间存在着矛盾、差别,就应当承认这个现实,就应当尽可能在不同于自己的文明中寻找异中之同,尽可能做到求同存异。切不可站在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视对方为异类,拒人于千里之外,然后反而说别人的文明对自己造成了威胁。
 

我们希望在21世纪,人类能够比在上一个世界过得更幸福,能够真正做到和睦相处,各种不同的文明之间能够真正实现“和而不同”、“存异求同”。就我们自己而言,要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用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恶眼光和胸襟,吸纳外来文化,重铸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

 

 


正确对待文化差异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赵启正

 

 

 

今天的会是尼山论坛的一个预备会,十分重要。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加强世界文明对话,为什么这样的对话对中国特别重要,中国该怎么参与对话?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一点感想。
 

中国六十年,特别是三十年以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由世界的边缘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了。像雅尔塔会议,中国不在场而决定中国命运的那种悲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真正走到中心还是这三十年的事情。其表现为:中国因素成为世界大势中的显变量,是特别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事务不可忽略中国。事实上,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就是世界的事情,中国新闻就是世界新闻。而世界发生的事情,是中国的外部条件是多元的,也是多变的,在某时,某些因素可能是中国的助动力,也可能是制动力。所以随时随地我们对国际环境都不可稍有忽略。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就是有利的、温暖的,而恶劣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就是制约的、寒冷的。

国际环境有很多方面,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往往给它分类,诸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换环境等等,其实有时错综复杂的环境,不能分得这么清楚。近年来我们特别提出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大的说就是,文化的彼此的影响力,具体的就是中国文化对外的输出和外国文化对中国的输入。这种相互的交流,就构成了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
 

再往下细分,就是舆论环境了。舆论环境的说法以前是没有的,这个词是最近十年以来逐步地说出的,也见于重要文件了。一个国家的舆论环境是怎么造成的?这和个人的情形不一样。个人的舆论环境就是口碑好、人缘好,如果我口碑不好,没有关系,“真金不怕火炼”,“日久见人心”。可以谦虚地不着急地处理,但是国缘、国家的口碑、对国家的印象,大多不是直接交往造成的,而是通过媒体、小说、电影、电视等等造成的。改善舆论环境,应当积极主动,加强国际对话是个好办法。
 

国际舆论与中国实情严重不符。中国受到的“舆论”的“委屈”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是中国改革开放较晚,世界对当代中国所知原本就较少。的确,有外国人会认为中国人都会“功夫”,还会认为中国社会还很贫困落后。第二,由于中文传播的不广,虽然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是使用的国家却很少,并且和其他文字差异太大。他们是屈折语(inflecting language),我们不是,他们用字母,我们不是,所以外国人学汉语极其困难,这样我们的文化作品就不能直接过去。相比较,西班牙语在世界上约30个国家是通行语,如在美国的西班牙人总数,超过西班牙国内的全民总数,他们的西语产品可以很轻巧地传播。为什么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有严重的偏差,甚至会对中国无端攻击呢?这是因为西方媒体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凡与其不一样的都要持判态度。中国发展迅速,他们也产生了害怕的心理。有的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向我解释,“大”就会令人害怕,大象翻身就会压死人,怕中国发达了,他们会失业。在西方,政界思维是——你们是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不同,看来短期内难以改变。
 

眼前的现实是西方的文化对东方的影响大。我们在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时,是在分享祖先的光荣。我们在近几百年来对世界的文明与科学贡献较少(李约瑟问题),但是我们在崛起,在急起直追。在追赶中,加强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是极为必要的,是有利于世界认知中国的。
   

在对待差异当中,实际上是有不平等现象的。中国应该提倡对待差异的正确态度。对文化差异可以有几种态度呢?
   

第一是互相尊重,从而可以互补,可以取长补短,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佛教的文化传入中国,中国文化传入韩日都是好的案例。
  

第二是对于文化差异“毫不在意”,那会引起交流障碍。一位法国部长跟我说,他说中国我不敢再来了,原因仅是受不了中国人的敬酒。他问,为什么说我不喝酒就瞧不起他?为什么非要我喝得脸红不可?我说,中国人爱说“英雄海量”、“酒逢知己千杯少”,他说听不懂。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对文化差异构成交流障碍的事情比比皆是
 

第三是互相歧视导致文化冲突。在2004年,欧洲几份报纸刊登亵渎伊斯兰的圣者穆罕默德的漫画,惹恼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几份报纸不得不道歉了事。
   

第四,如果被政治家利用,就会发生政治纠纷和战争。十字军东征是从前的例子,到今天某些战争还有其阴影吧!
   

所以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须要正确,而中国文化是相对更有包容性的,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
   

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不要另眼看待,不要把自己高看一等,把别人低看一等。这种傲慢,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中国的完全的崛起,必须有文化的崛起,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交流是比较充分的,与世界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涉及温和精神的交流还很欠缺。

 

在许嘉璐副委员长的主持下,尼山论坛的准备已经两年了。尼山论坛就是文化精神的对话,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预祝尼山论坛成功。

 


 
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中华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叶小文

 

 

每年5月有一个“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在世界文明对话的舞台上,中国的声音现在还比较弱,中国的“话语权”还比较少。虽然这个舞台热闹非凡,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但中国往往唱得不多、登台更少;我们往往还是在人家搭建的舞台上、在人家的主场里当配角、唱帮腔、跑龙套。


 

对话对话,要上台去“对”。由许嘉璐先生倡导、正在山东筹划的“尼山论坛”,将是中国自己来搭建一个世界文明对话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中国作为东道主,总可以和人家平等地对话了。你的剧场,我们的戏还不大排得上。那我们就自己来建个剧场,而且是世界最好的剧场,不光我们自己上,也请你们来上。不是要去“唱对台戏”,而是请大家来同台唱戏。


 

对话对话,要有东西可“对”。不能你专管说、我专管听,你滔滔不绝、我寡言少语;也不能你语惊四座、我陈词滥调,你应者云集、我和者盖寡。


 

文明对话的基础,是文化的交流。只有你的文化内涵丰富深邃美丽动人,大家才会去关注你、倾听你、欣赏你。美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求同存异。


 

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拿什么“走出去”?以何姿态“走出去”?以何贡献“走出去”?


 

一、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


 

我曾问当年作为中方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中国为何要加入世贸组织?他打个比方说,一个农夫挑担菜上市,可以卖了就走;但渐渐生意做大了,就总要摆个菜摊,进而就要开商铺、开超市,就要去了解和遵守市场规则,并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因而就必须加入这个市场的组织,遵守并参与制定市场规则。


 

今天,农夫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超市的总经理,中国的贸易出口已居世界第一,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走向了世界。


 

我们还有什么要走向世界?


 

中国正在崛起。大国崛起两手都要硬,现在我们经济上已逐渐硬起来了,但另一只文化之手却是软的;我们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中国制造”在不断走向世界,而中西文化交流却是“贸易逆差”,严重入超。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的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为无形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对这个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我们不可不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说过,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此话提醒我们:中国文化不“走出去”,中国在世界上就只能永远是“提篮小卖”的农夫。

我们仍然还是个“大而不强”的国家,还需要若干年的韬光养晦,但也并非在文化的竞争、文化的输出上无所作为。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国应该有魄力和勇气参与调整当代世界文明进程,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要把这种声音放大为国际的声音;中国在争取“物质现代化”的同时,要尽快实现“精神现代化”;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拿来”了一个世纪以后,也要开始“送去”,让世界了解我们的优秀文化,尽快结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昔称“紫气东来”,今有“和气东来”;人叹“文明冲突”,我有“和风西送”!

 

二、中国文化拿什么“走出去”


 

要有外壳、有载体,更要有内核、有神韵。这个内核和神韵,可以讲很多,我以为,最基本的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代代相传的“天下情怀”与“和谐理念”。


 

第一,天下情怀。中华文化的基因里,总有一股“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那么“天下”何在?古人的观察是“天圆地方”。君子立于天地之间,就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理念,因而中华文明也一度成为率先崛起的先进文明。可惜,由于认识的局限,“天圆”的理念一度局限于“地方”的眼界,只看到了看得见的黄土,只看到了自己的大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其基础一度是以“陆权”政治为核心权力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作为欧亚大陆之间联系纽带的“丝绸之路”,正是这种历史辉煌的写照。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惟一不曾中断的文明。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外来者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才能在中国立足,与“天朝上国”一起,分享“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荣光。但曾几何时,这种惯性成了不可救药的惰性。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只能挨打。中国在GDP处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却愚昧地实行“海禁”,从此走向衰败。1840至清朝灭亡的70多年间,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攫取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如果算上由外国势力策动至清亡后外蒙古独立而丧失的领土,共有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丧失!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郑观应,只能长歌当哭,以诗言愤:“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


 

而近代西方则发现,不仅“天圆”,地球也是圆的,地球70%是水,是大洋,顺着大洋走出去,走下去,从而也就发现了整个世界,从此也就步入了辉煌。


 

中国在这种先进的文化观之前战败了、沉沦了。


 

但中华文明毕竟有“天下情怀”的文化基因。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卫星通讯、数字传输、卫星定位、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生活,当数字化、信息化使地球成为“智慧地球”、中国成为“感知中国”、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时候,人们又需要重新认识“天圆”了。整个人类的“天下意识”逐渐强烈起来,中国文化的“天下情怀”可以充实更新,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第二,和谐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贵和”。在世界三个比较突出的文明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伊斯兰文明崇尚公平,中华文明则崇尚包容,并由此形成了和谐至上的价值观。


 

文化是人造的第二自然。文化从纵向看,包括了器物层、制度层和意识层。从纵向来看,包括了三大研究领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普遍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知天、知人、知已之道,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关注天人关系,追求天人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汉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几乎是中国古代所有学问家、思想家的共同心愿。“天”含义多样,一般指自然,“人”指人类,“际”就是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主张天人和谐,人要遵循自然法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文言》),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与人的和睦相处,提倡“仁”的精神,主张与人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仁”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仁”是中国古代社会是最高的道德追求,也是普遍的德性标准。在《论语》中讲“仁”有104次之多,可见“仁”的重要。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都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6000多种语言,25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繁多的宗教信仰,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不同、观念不同、信仰不同,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要实现和谐共处,必须提出取得全球共识的伦理。早在十多年前的1993年,为纪念“世界宗教会议”召集100周年,来自世界上大小120多个宗教团体的6000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会议”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把耶稣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和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全球伦理”,并指出“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通过了强调宗教“珍惜生命,正直公平,言行诚实,相敬互爱”的四条“不可取消的原则”。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精神,开始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关注和接受。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身心和谐,主张认识自我。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做人要有自知之明。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就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进退有序,仰俯皆宽,知足常乐,安心为本,达到身心和谐。


 

可以说,“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丰。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中都含有“和”。“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哲学,是“会通”,既有包容,更有择优;既有融合,更有贯通;既有继承,更有创新;是一以贯之,食而化之,从善如流,美而趋之。“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

 

将“和”用于人际关系,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将“和”用于政治,则能促进历史发展,文化繁荣;将“和”用于经济,则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将“和”应用于文化,则可使百家争鸣,理论创新;将“和”应用于养生,得和则盛,得和则寿;将“和”用于战略决策,则贤才蜂聚、良言潮涌、上下通达、左右和谐、弊端早现、创新迭出;将“和”用于外交,则“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却并不和谐。人类在自然资源的争夺、国际秩序的平衡、意识形态的认知、宗教文明的信仰等许多问题上的纷扰、矛盾不断,导致出现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领土争端、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全球变暖、贫困蔓延、自杀上升等现象。概言之,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并由此引发了人类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是人类21世纪面临的共同挑战,关系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和谐世界的图景应该是人类能够科学合理地对待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实现人与天和、人与人和、人与己和。中国独具魅力的“和”文化,必将为化解人类面临的危机与冲突带来新的智慧。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天下情怀”是至高无上的,是从上到下的东西;“和谐理念”是无处不在的,是自下而上的东西。二者又简明扼要,通晓畅达,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品质”,这就可以既站得高,高屋建瓴;又落得实,家喻户晓。这对我们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许可以有所启发。


 

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目标、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正是这四句话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重建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培养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生民立命”,就是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改变人类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生活品质,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立足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水平,进一步整合、创新、发展、深化,使之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为万世开天平”,就是要发扬光大中华精神,通过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使人类永久性地摆脱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精神危机,实现人类真正的和谐共处,永久和平。

 

比如,同样是“胸怀天下”,但西方盛行的“天下观”是全球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中国的“天下观”则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


 

又如,同样是“文化输出”,西方推行的是“三片文化”——大片、薯片、芯片,美国大片控制人们的视觉娱乐,炸薯片控制人们的胃,电脑芯片控制人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是“三争文明”——人际之间竞争,群体之间斗争,国际之间战争。而中国的文化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三、中国文化以何姿态“走出去”

 

中国文化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在自信与尊严中走出去。

 

中国文化曾有过“盛唐气象”的辉煌灿烂。那时,我们有“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荣光,有对外来文化“食而能化、化而能食”的气魄,有敢去“西天取经”、敢上九天揽月的气象。近百年丧权辱国被动挨打的历史,大大削弱了国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以及文明古国应有的尊严,并由此开始了西风东渐的百年历程。但中华文明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绵延不断的历史,特别是经过了一百年的挫折和打击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不但没有湮灭,反而开始复兴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坚韧性与生命力。于是,在当代西方学者眼中,中国呈现为这样的形象:“一个最古老和最丰富的有生气的文明,她有传统的古诗,可回溯到公元前1700年;她有悠长的哲学记载,是理想的也是实践的,是玄奥的也是易于了解的;她有一些优美的陶器和无与伦比的字画;她有一些温厚完美的艺术珍品,只有日本诚可相争;她更注重伦理道德——随时可以在人群中见到;她有一种社会组织,其结合的人民、经历的世界,比任何已知的历史为长久;她有一种政体,几乎被哲学家们认为是最理想的形态,一直维持鼎革后才被摧毁;这一社会,当希腊尚为野蛮的民族居住之时,已经开化了,她目睹巴比伦和亚述,波斯和犹太,雅典和罗马,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兴衰,甚至当那巴尔干人称欧罗巴回复到黑暗和野蛮的时代,中国依然存在着。维持这悠久的政府,手工业的艺术,安定而有深度的精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我们因中华文化是一个互动体系而自信与尊严。它保持着互系性的哲学思考方式,让我们总是寻找事物的两方面、求和谐、求平衡。这是祖先传下的法宝。它让中华民族智慧、敏捷,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中华因文化是一个道德体系而自信与尊严。它告诉这个民族,命运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别人。道德在人的身上,神奇在人身上,人存在它们就存在。

 

——我们因中华文化是一个人道体系而自信与尊严。民贵君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天下之势,常系民心。民心顺,一顺百顺,一顺百兴。天下静在民乐。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我们因中华文化是个开放体系而自信与尊严,能与时俱进,能包容、自重、会通。它的内涵像大海一样深广。

 

这些中华文化的特质,是可以与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本点。

 

所以,我们应该重拾中国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以自信、从容、高迈、尊严的姿态走出去!

 

中国文化不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更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扩张性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所显示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可以与世界各国合作的中国,是强调和睦、和谐、和平的中国,是以人为本、仁者爱人、有宽容精神的中国,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中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之国。

 

四、中国文化以何贡献“走出去”

 

“中国近几百年以来,对世界文化贡献较少,如今,说中国是文化大国,实际上是我们在分享祖先的荣光,令我们惭愧。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是图书,而中国图书版权进出口存在着五六倍的逆差。对欧美则更存在几十倍的逆差。如果中国接纳的世界文化总是大于向世界回馈的文化,那足以让中国感到歉疚。”(赵启正语

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文明古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能否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现代科学的发展、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诞生等都得益于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精神。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作用空前放大了,可以上天入地,呼风唤雨,转化基因,试管造人……

 

但解放了的“人”又过度膨胀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对自然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破坏;“人”对社会为所欲为,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争斗愈演愈烈;“人”对“人”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次贷危机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和恐慌。美国电影《黑客帝国》感叹:“人类不是哺乳动物。因为地球上的每一种哺乳动物都会本能地发展和自然地平衡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但是人类并不这样。人类每到一处就拼命扩张,直到耗尽自然资源。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张到新的地点。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与人类相似,那就是病毒。人类是地球的癌症,是瘟疫。”

 

如此埋怨就有出路吗?不,如果说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走向自身的反动,甚至成为“病毒”,时代就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必须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必须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新的“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这个时代要求。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什么“独特思维方法”?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概而言之,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代代相传的“天下情怀”与“和谐理念”。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这个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的“双和模式”,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涵盖了新的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内涵——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自觉地因应着新的时代要求,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天下情怀”与“和谐理念”为内核和神韵的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可以走出去;应该作贡献,可以有贡献。
 


不同文明对话:中国的经验

 

汝  信

 

 

我们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人们所谓的“地球村”。交通和通讯的进步不断克服把人们分隔开的地理障碍,把世界的各部分联结成一个真正的整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了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我们还面临一系列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去解决。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重要。我以为,不仅为了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进行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需要这种对话,而且为了相互学习,使本国文明能适应新世纪的要求而进步和发展,也需要不同文明的对话。如果认为不同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用对抗去代替对话,那就必然会导致冷战的恢复,使世界永无宁日,从而危害到文明自身的发展。


 

人类的历史证明,文明并不是一成不变、独立自足、自我封闭的实体,它需要通过与其他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从外界不断获得营养,取得新的活力,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壮大。一旦停滞了,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故步自封,这种文明就会僵化而趋于衰落。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绵延五千年而从未中断,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华民族本身是有众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复合体,它所创造出来的文明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是在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同其他文明的接触、交流和碰撞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可以说,其他外来文明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有益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这种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汉唐,一是近代。


 

汉唐时代是古代中华文明鼎盛时期,当时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也居于突出的地位,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汉唐时期中华文明的空前繁荣,一方面固然深深植根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和厚重的文化积累的沃土,另一方面也是中外文明和各民族文化频繁交流融合的结果。著名的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它始于中国内地,经中亚、西亚而到达欧洲。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是当时中国输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商品,因此19世纪下半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这条贸易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得到中外史学家的公认。除了陆上的丝绸之路外,还有海上的丝绸之路,通过海上航行,把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海港如广州、交州、泉州、扬州等,同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东非、马来半岛、印尼、朝鲜、日本等广大地区联结起来。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重要通道,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经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不仅进行国际贸易,进行各种商品交换,互通有无,而且沟通了各地区不同的文明,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汉唐时代是丝绸之路最繁荣和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明因素最积极、最富成效的时期,当时印度、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都被引入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不仅吸收了外来的物质文明的成就,而且也接纳了其他文明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宗教的传入。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景教等外国宗教先后传入中国,特别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对中国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古印度的佛教,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向印度周围国家和地区传播,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据有关史料,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开始传入现在中国的新疆地区,而在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明帝时,传说曾派人去印度求法,并邀请印度僧同回洛阳,译出第一部汉文佛经。此后,中外佛教交流持续进行,大乘和小乘佛经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国,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努力,多达数千种佛教典籍译成汉文,出现了一批卓越的佛经翻译家,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同时,中国人对佛教也不局限于翻译,而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加以自己新的理解和诠释。在佛教传入前中国已有高度发展的传统文化,中国人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并借助其中与佛教相近的某些思想和术语来理解和接受佛教的。为了适应于当时中国社会情况和需要,适应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佛教本身也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中吸取了一些成分,形成了一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这就推动了佛教向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传播和普及,至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宗教。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深受佛教的影响,宋以后,在中国社会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吸收了佛教的许多因素而发生演变,产生了理学或称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佛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思想,而且在文学、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绘画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像敦煌、云冈、龙门等著名的石窟艺术,已成了举世公认的中华文明的瑰宝。通过文化交流,中国佛教还传入邻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产生积极的相互作用的一个突出的例证。


 

另一个更近的例证是西方文明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开始的时间当然要早得多,在欧洲各国中,扮演主角的首推意大利。从13世纪中期起,来中国传教、经商的意大利人相当频繁,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威尼斯商人和旅行家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明,引起轰动。但向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从利玛窦开始的,至今也已有四个多世纪了。当时有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对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为中国的学术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清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中断了一个很长时期。正是在这期间,原来在世界上先进的中国无论在工业、科学技术或文化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先进的欧洲国家。到19世纪,由于外国的侵略和中国在鸦片战争及其他历次战争中的失败,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试图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之道。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引进,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最初是对西方先进技术感兴趣,即所谓“船坚炮利”,仿效西方发展近代工业,其次是尝试参照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变法,进行改革,最后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思想理论,因此把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等引进中国,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学术名著。一些西方家的学说和理论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其中如达尔文、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约翰?密尔、斯宾塞、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影响。有的著名学者如杜威、罗素还到中国讲学,在中国拥有一些追随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和热烈响应。正是在西方文明的有力冲击和各种西方思潮的强烈影响下,发生了改变整个近代中国面貌的新文化运动,即194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作为口号,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机。新中国的诞生是同西方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密切相关的。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全方位向世界开放,积极地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验充分证明,加强同外国其他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就能更好地发展本国原有的文明。在当代世界,如果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的文明成果,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这也说明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多么重要。


 

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能否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正确地处理好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汉唐时期中国国力强盛,文明发达,当时与各种外来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基本上都是在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有利于做到相互尊重和相互吸收。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间的交流则情况有所不同,往往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冲撞。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侵略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西方文明通过火与剑涌入中国,中国处于受人宰割的屈辱地位,失去了过去引以自豪的文化优越感和尊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应采取什么态度?应如何重新认识传统中华文明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困扰着几代中国人,迫使人们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去努力寻找答案。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除了一些顽固地拒绝外来文明的文化保守派以外,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在不同程度上是主张向西方文明学习的,但怎么学习、学习什么,却有很大分歧。一般说,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是从物质层面开始的,进而达至制度层面,一直深入到思想观念层面。其间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提倡“借法自强”,创办军工和民用企业及新式学堂,以及冯桂芬、张之洞等人主张“中体西用”说,到维新派打着“托古改制”旗号试图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一直到胡适、陈序经等人鼓吹“全盘西化”,应该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了,也提出过不少方案,作过多次尝试,但总是行不通,西方的一套办法总是不能实现。多少次失败和挫折的经验教训终于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觉醒,经过认真思考,认识到对西方文明决不能照抄照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和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对外来的东西决定取舍,目的还是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明。如果脱离中国的实际,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盲目模仿外国的模式,没有不失败的。最后,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但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也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早在几十年前,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就告诫人们在不同文明对话和交流中要切忌照抄照搬和简单移植,他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同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能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认为,这种相反相成的态度,正是两千年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的。陈教授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相一致的。


 

当前,中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无疑是有益的。开放的中国需要通过对话和交流学习和吸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以加速现代化建设。我们正在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它植根于中国的土壤,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充分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决不是西方化,而是走自己的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亚洲崛起背景下的东方文明

 

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  吴建民

 

 

很高兴出席这个会议。听了刚才的介绍,我觉得“尼山论坛”生逢其时。中央支持这个论坛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我想讲几点看法。


 

把尼山论坛放在全球的大背景下来看,确实生逢其时。1993年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21世纪,儒家文明会同伊斯兰文明结合起来,同基督教文明相对抗。他这个论断是相当武断的。1997年,在瑞士的圣加伦举行了一次国际问题研讨会,亨廷顿出席了。我当时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大使,我夫人是驻卢森堡大使,我们俩都应邀出席了这此会议,当面和亨廷顿先生有一番对话。我夫人就跟他讲:“你觉得各种文明之间一定要对抗,这个可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相同文明国家之间打起来的,你怎么看?”亨廷顿先生一时语塞,随后说:“我讲的意思就是,可能发生对抗,但是我希望避免对抗。”我认为从1993年到现在,世界有几个突出的变化,须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在发展。特别是“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导致了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我的看法是,在21世纪,这两大文明的冲突,大概会占据21世纪很长的时间。现在,恐怖主义的活动不断,本?拉登高价悬赏抓不到。同时伊斯兰教在快速发展,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任何事物,它受到威胁的时候,发展最快。在自然界也是这样,某种物种受威胁了,它的繁殖能力特别强。所以,我想这是21世纪的一个大趋势。二者之间的冲突欲罢不能。


 

二是自亨廷顿提出这个看法之后,亚洲崛起的势头特别猛。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转移的根本原因——亚洲在崛起。


亚洲怎么崛起的?亚洲崛起是经过五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日本,战后第一个崛起是日本。我们应该感谢日本人发明了一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非常适应日本的情况,也非常适应世界的情况,所以日本在战后很快地崛起。第二个浪潮就是“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他们遵循了日本这个模式,也很快崛起。第三个浪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一些国家。第四个浪潮就是中国。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加入了亚洲崛起的大潮。这四个浪潮大体上都学了日本出口导向型模式。第五个浪潮就是印度。1991年,印度实行改革。印度这个国家很有意思,1947年独立后,政治上学西方,经济上学苏联,什么都要政府来批准,他们自己称为“license economy”——“许可证经济”。什么都要批准,就把生产力给束缚住了。所以1991年,现在的总理、当时任财政部长的辛格,倡导改革,为政府所接受,印度走上了崛起之路。从1991年到现在,年均增长7%-8%左右,相当快。从总体上看,亚洲的崛起还处于初期,要完全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国的崛起,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第一,天时。世界变了,简单地说,今天的世界和1840年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世界是1840年的世界,中国不可能起来。世界的变化是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第二,地利。因为我们在亚洲,亚洲这些国家起来了,对我们很有好处。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之前,访问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当时我夫人给他做翻译。有一次在新加坡,本来安排要看新加坡是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去成。小平同志一行在离开新加坡之前,警卫跑来通知我夫人说,“小平同志要来看看你的房间。”为什么要看她的房间?小平是想看看翻译住的房间,来了解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怎么解决的。亚洲的崛起对中国的崛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地利很重要。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第三,人和。人和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这个政策不行。


 

我认为要把这三者结合起来看,中国崛起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所以,我不大赞成什么“风景这边独好”、“一枝独秀”等说法,这些说法有一点片面。亚洲这种现象,五个浪潮起来,一个接一个,其他洲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个现象后面本身有它的文化原因。


 

随着亚洲的崛起,随着世界重心的转移,今天世界,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从来没有这么大过。过去几百年的世界一直是西方文化为主导,世界对东方文化、对中华文化并不了解。但是随着世界的变化,东方在崛起,世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在上升。去年5月我到斯德哥尔摩出席全球论坛。一位著名的瑞典学者下面就跟我讲:过去几百年西方文化作为主导,大概走到了尽头,现在世界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今天解决世界问题须要吸取东方文化、中华文化的智慧。


 

在上述这个大背景下,我有几点建议提出来供参考:

 

第一,我觉得我们要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中华文化。我们总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核心到底是什么?刚才汝信同志讲的观点我很赞成,我们有些核心的东西,与其他文明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我非常赞成许嘉璐副委员长在道教经论坛上的讲话,他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论给世界带来了不少麻烦。过去几百年,西方文明对世界贡献巨大。西方文明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科技革命,提出了民主、人权等理念,对世界贡献很大。但是西方文明源于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文明二元对立论十分突出,就是汝信老师讲的,西方文化不能容异,你得跟我一样,你跟我不一样我就得改造你。这是斗争哲学,要改造人家,要把人家改造成跟自己一样。这在中华文明中是没有的。我们比较宽容,所以中国几大宗教能够共存。一个庙里可以供老子,可以供释迦牟尼,也可以供孔子,大家没有冲突。在西方,你看不到这个现象,就是同一个宗教不同教派都不会共用一个教堂。

对环境的破坏也有其文化上的根源。1851年,第一次世博会,就是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去看,看完后,她在日记中写道:“人类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到。”这反映出科技进步增强了人类的自信,但太自信了也会出问题。过去西方提出的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把自然当作敌人。我们过去也用过这些口号,但是这不是东方文化。我们中华文化不是这个思想,我们主张“天人合一”,从来没有把自然当成敌人。这是我们的长处。

 

现在中华文明要走出去,什么东西世界最需要,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介绍中华文化要有很多的事实来支撑。譬如讲,中华文化崇尚道法自然,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尊重自然规律,所以两千多年能一直起作用。伍子胥在2524年前设计苏州城也十分尊重自然规律,所以,今天看,对伍子胥的设计挑不出毛病。我们现在对外讲的东西,条条多,例子少,听不明白。

我认为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构建主流文化的问题。大家想过没有,中国封建社会是最稳定的,几百年才换一个朝代。为什么如此稳定?因为主流文化一以贯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嗣后形成的主流文化延续了两千多年。但是在近代我们的主流文化受到了革命的冲击。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如果还是孔夫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中国革命就是非法的。任何革命都是矫枉过正的。我们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本应该把过头的地方拉回来。但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的原因,我们还在往前冲,一直到“文革”,否定过去,登峰造极。破四旧,把过去说得一塌糊涂,把过去否定得一塌糊涂。就如同毛主席讲的,否定一切,就否定自己了,那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

 

主流文化的构建需要几代人下功夫来做的,主流文化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不可能长治久安。中国老百姓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不一样,中国老百姓85%不信教。宗教对于老百姓的行为是有规范的,而中国是靠文化来规范。主流文化缺失,后果是严重的。我在大学里干了五年。青年人,你问他信什么?说不清楚。你跟他讲共产主义,他说太远了。所以,中国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道德底线没有了,什么坏事都有。主流文化是管老百姓的,和执政党的理念不完全是一回事,两者不能够混同。

 

我还有一个观点,主流文化没有构建起来,并不等于不存在。中国三十多年为什么搞得那么成功?文化在起作用,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官员,做得很好,这后面有一种文化在起作用。今天的主流文化需要有人去总结,加以提高,变成课本、文艺作品,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脉里去。

 

我认为需要构建的中华主流文化将会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几千年经过实践检验和考验的好东西,这个必须继承,但糟粕必须剔除。比如,我们的文化里面,人治的成分很大,法治的成分缺乏。第二,我们共产党成立以来创立的好的东西,必须发扬。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共产党一比就比出来了,能够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搞得如此之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强项。这也必须继承。第三,外国的好东西。中华文化几千年不中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是排他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

 

第二,我认为中国人要发扬中华文明的包容的传统,努力发掘和弘扬东方文化。尼山论坛这次搞儒家和基督教文明对话很好,今后能不能举办一次东方文明的对话会。因为亚洲在崛起,它是靠东方文明支撑的。什么是东方文明?世界也不了解啊。光是介绍中华文明的东西,人家会有戒心。东方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它们有什么好东西,请一些外国学者来,大家一起谈。我去年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政治论坛,跟一些学者谈,他们非常有兴趣,他们说这个主意很好。我们不要说,东方文明,就是我们一家,这不行。整个东亚都在起来,亚洲在崛起,我们中国的崛起是亚洲崛起的一部分。我们大家来认识认识,东方文明是什么。我们亚洲在人类历史上领先不是一二百年,而是上千年,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领先,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好东西。所以文明要高举弘扬整个亚洲文明、东方文明的旗帜,我觉得会是非常好的。

第三,这次尼山论坛我们跟基督教文明对话,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以为任何论坛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思想。我参加国内的国际的论坛很多,我发现凡是成功的论坛,它的目标和核心信息都非常明确。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一个思想,向外界发出明确的信息。不是论坛结束以后,大家脑子里面一锅粥,什么思想都有。这个论坛结束之后,中国学者发出了什么信息,我觉得大家要设计好。

 

现在中国在起来,美国有些人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国内有些人也在散布这个论调,我不知道根据是什么。我到美国去,他们就跟我讲,你们《中国梦》那本书,你们军方——国防大学的政委给它作序。那本书讲的观点很厉害啊——中华民族,“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个观点和希特勒的观点一样。

什么“世界不需要美国的霸道,需要中国的王道”,“中国有太多的智慧可以领袖世界”,要和美国争霸跃然纸上。美国人讲,这和你们中央讲的不一样啊。
 

外国人问,两个观点,哪个观点是是你们中国人的真实观点?

 

可是它出来后,没有人来批评他啊。没有声音,这怎么得了。我们锦涛同志、家宝同志关于和平发展战略作了很多宣示,人家问,哪个是真的?我认为宣扬中美必战的观点是错误的,这跟小平同志讲的不搞对抗的精神不符。中华民族1840年以来第一次有这么一个发展机会,我们才刚刚起来,就随便讲要和谁打一战,完全忘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忘记了时代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我们不要低估这些思想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中华文明寻求“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目标,“求同存异”是手段。尼山论坛的信息要设计好,要针对世人对中国的主要疑虑,这样才能不辜负中央对这次论坛的期望。好,就说这些,不一定对。
 

 


中国传统“会通”之学与世界文化多样性

 

张岂之

 

 

我有机会参加“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座谈会”,感到荣幸。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传统‘会通’之学与世界文化多样性”。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我国在联合国投票赞成《文化多样性公约》,并呼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主张建设和谐世界。现在又开展“2010年国际文化和睦年”,这些都和中华文化中的“会通”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会通”一词的来源和使用

 

“会通”一词正式出现于《周易?系辞上》。原文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近代学者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说:“此言圣人有以见到天下事物之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合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之典章制度。”“会通”强调的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会通”精神是我国古代哲学包含的基本精神之一。


 

两宋之际的史学家郑樵很重视“会通”精神,不过他所强调的会通主要侧重史书编纂体例与原则,旨在裁减史料,会聚古今,通融为一,使史书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避免古今悬隔、人事迭出、叙述不当的弊端。但在思想精神上,郑樵的《通志》继承了《史记》“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会通精神,因此,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特别强调了“会通之义”的重要,“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他慨叹“会通之旨”与“会通之道”自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后“无复相因”的遗憾,“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在郑樵看来,《春秋》、《史记》以后的史书处理史料或失于繁复重出,或失于断裂空缺,不能熔铸为一体,难以达到“会通古今”的高度和境界。

 

面对西学东渐,最早明确论述文化“会通”主张的,是明末学者徐光启(1562—1633)。他在1631年上呈崇祯皇帝的奏折《历书总目表》中陈言:“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徐光启对“会通”的用法,源于《易传》,但是属于旧语新用,指的是:中西历法学应该互相取长补短,中国人不应该囿于祖制成法。

 

二、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会通”的含义与特点


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他还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是“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的,用一个“仁”字将其贯通起来,这不仅指他对西周礼乐文化的继承,而且有他自己在春秋末期思想文化上的创造。“贯通”又称为“会通”,它是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词语之一。


道家庄子在《天下篇》中说过,诸子百家学说,是“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各家“多得一察以自好”而形成的主张;这些其实都是真理的某些方面的表现。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发挥了这个观点,宣传“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虽然各家各派立论不同,方式有别,但都是对于真理的探索,有助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中华文化中“会通”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善于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既能看到其他学派与自己学派的不同点,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纠正自己理论上的不足,使之“与时偕行”。


这里,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论点是不可讨论的,没有不受辩论的权威。道家主张向大自然回归,否定人的主观欲望与知识;儒家荀子批评这种主张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儒家主张仁义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普通法则,道家批评这种观点是“无知”。庄子就曾举例说,毛嫱、西施是人见人爱的美女,但鸟类见了都会高飞而去,鱼类见了会沉潜水底,可见人的美感标准不能为鸟类、鱼类认同,如此类推,又怎么能证明仁义道德是世界的普通法则呢?儒家意识到在知人时不可不知天,因而也从理论上提出独特的天道观,对自然天道作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探索。而道家在批评儒家过分夸大了人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意识到儒家“人学”有长处。在战国中晚期,道家的后学,即所谓秦汉之际的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天道观与儒家道德教化方面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成果,如《吕氏春秋》一书,就体现会通儒、道思想的特色。


中华文化中“会通”之学的另一个表现是,它不排斥域外的思想文化,而是力求了解它,并吸收它的优长处,以与本土文化相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的佛教寺院为传播教义,经常向僧俗讲解某些佛教经典。在讲解经典时,由担任讲师的佛教高僧介绍经典的主要观点,并允许听众提出问题,还规定讲师只能加以回答,不能向听众提出反问。此外,佛教界还经常举行无遮大会,允许不同宗派、不同观点的人对大会主持提出的论题进行讨论。这促进了中国佛教中各个派别的发展。宋明理学也不回避各种论点的相互讨论。如北宋时理学家程颢和程颐就对当时关中学者张载提出的气与理的关系进行批评,认为张载把“太虚”和“气”视为世界的本原,是用有形的可感的东西代替了无形的不可感的本质,这种批评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在中华文化中,各个世俗学派与佛教学派的相互讨论,没有中断过,这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南朝时期有个僧人慧琳作《白黑论》,宣传佛教讲的是人生宇宙之外的真理,极尽鬼神的变化,而儒家讲的不过是人世间的道理而已。经过长期讨论,佛教逐渐承认儒家的道德哲学包含有合理的方面,比如儒家重视“人心”这一认识的主体。中国佛教吸取了这一理论成果,把它改造为佛性论,建立了不同于印度原有佛教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包括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在内的中国佛教宗派。

中华文化中“会通”之学的又一重要表现,是中国古代思想善于融会、吸收各门具体学科的成果,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反过来影响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


这里以《内经》为例。它是编撰于战国时代、在西汉时期写定的第一部医学经典,全称为《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所著,实际是战国时期诸多医学家共同完成的专论中医理论的著作。在《内经》产生前,我国中医药学和养生学尚处在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阶段。《内经》问世,使中医药学和养生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理论。它引进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阴阳五行说,建立起医学整体观念,又引进古代思想学说中的精、气、神学说,认为它们是构成人体的三宝。更受中国古代天人和谐理论影响,它提出了人与自然合一的养生原则,并创立经络学说,为中医养生学建立了理论基础。


类似以上的例证,可以列举许多,这里从略。

 

三、文化“会通”与文化多样性


我国“会通”之学的优良传统有助于维护并推进当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国人文学术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历史责任,就是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真正做到中外贯通。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过去有一种提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80年代为了矫正这种提法的不足,有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两种体用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一直存在着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局限。今天,我们在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有必要消除这种体用关系的对立,真正实现民族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文化上的体用合一和中外贯通。


 

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得以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文化的格局是多元的,这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化相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发展不但符合历史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类精神生态环境的建设。


维护并推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我国学术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近现代人文学术大家之所以在研究上取得卓越的成绩,一方面由于他们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熟悉世界上先进的学术文化,思路开阔,在研究方法、材料占有上,融合人类文化的某种精神,发扬民族文化的优长,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丰满和具有特色。这个优良传统要继承和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首要条件,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推动下,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才得以实现;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的统一,相互促进。可见由许嘉璐先生主持的“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最后,我有一个建议:


“会通”一词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通常用在谈论中西印文化比较研究的语境中。美籍华人杜维明、成中英等也经常使用。尽管如此,其词义的界定还不太清楚。


这个词在译为英文的时候,按照外国人的观点,典型的译法是:(1)achieve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ubject,(2)gain a th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through mastery of all relevant material。这两种译法的要义是:对相关主题的所有资料进行综合研究,达到透彻理解和精通的程度。


这种译法也许并未完全揭示“会通”的内涵。因此汉语使用“会通”的地方往往被西方人理解为“折衷”、“调和”。西方学术学派林立而且分野鲜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史也是这样看待的,从新柏拉图主义到新笛卡尔主义,甚至到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按照他们的理解就成了“折衷”、“调和”。关于不同文化、哲学、宗教的关系,他们常见的用语是:“对话”、“交流”、“辩论”、“冲突”等。这些词语也影响了我国。我国有些学术会议,也称之为“对话”、“交流”等,这未尝不可,但我觉得这些词语都不如“会通”这样生动、深刻,因此,将“对话”与“会通”连用,会更加贴切、准确,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这个意见供参考。

 


 
源远流长  吾道不孤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李学勤

 

 

没有像岂之先生这样作准备,他写了一篇大文章。说这些话不是为了客气。我学的专业跟在座的各位不一样,我学的是夏商周,太古了,离现实太远了。


我特别说一下,这次来确实感觉很荣幸。有一点因缘,在座的各位中,可能我和尼山的关系还稍微多一点。我1960年在曲阜劳动锻炼。我在国内住的最多的地方,除了北京,就是山东。我在曲阜待了整整十个月,所以曲阜周围的地名,我还语焉能详。我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地点,就是洙泗书院。


那时候泗水比现在可大多了。洙水还存在,但我看的时候已经非常小了。现在洙水已经没有了,根本看不到。将来这个水是要恢复的。洙泗都不存在的话,中国的儒学很难讲。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感觉论坛用“尼山”这个词来代表,有它特别的意义。


近几年来我在外面到处走,说了好多话。里面有一点,我一直在鼓吹这个思想,我说孔子是集大成。这话其实不是我讲的,是孟子讲的。可是孔子集大成这个观点在近代经常受到否定,特别是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派,他们想把孔子抬高,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从孔子才有的。在座各位都知道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先生,井研廖平先生的“经学六变”,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讲了“五变”,后来我考出“第六变”。这“第六变”中就说中国文字是孔子造的,在孔子以前的人写字都是横着写的,而且是和希伯来文一样,是从右往左这么写的,到孔子才创造了汉字。如果这样的话,孔子就不是集大成了。事实上,孔子能做到集大成,他是继承古代的传统。


 

最近一段时期,我的工作是承担整理清华大学藏的战国简。战国简里面的很多材料都是类似《尚书》一样的文献,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东西,确实表明儒学集中了两千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很多的历史积淀。从这一点说,孔子确是集大成。中国文明传统之所以在世界各国里面特别能有各位先生所说的包容性,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从我个人的专业来说,我对这个问题还有点补充。我们做古代史和考古学的,改革开放以后,在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变革,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变革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强调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多地区多民族的文明。这和我们考古工作的实际有关。


中国现代的考古工作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中原地区做些工作。从安阳发掘做起,然后周围找出若干地点,极少出华夏这个圈子。只是到了“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各地的考古田野工作大量开展,才逐渐地认识到了上面说的问题。开始说中国有“两河流域”,中国除了黄河文明还有长江文明,这就已经不得了了。后来觉得这还不够,其他地区还有,大家就认识到,灿烂的中华文明,包括学术上的顶峰,都是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共同缔造的。我想,我们的文明特别有各位先生所说的包容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中国在当时所谓“天下”的世界里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几千年来就是这么积累起来的。


外国人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不理解。他们拿着欧洲、西亚、北非这一块的历史来对比中国的历史,怎么也想象不到中国怎么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大面积的王朝。夏商周,虽然不像后来那么大,可是已经很大了。从考古文化上来说,它和后来清朝的内地十八省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达到了这个范围。实际从新石器晚期开始,我们在文化上就已经有了一个连续的局面,王朝一成立,就是非常大的。我们的文明的发展,本来就是多因素、多源、多线的。


不知道在座的先生最近有没有看过一本新书,是陈寅恪先生的三个女儿写的一本书,刚刚面市,我跟他们要了一本。书名叫《也同欢乐也同愁》,这是陈寅恪先生的名句。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件事,俞大维介绍陈寅恪一生谈到的主要的史学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文化为什么能持续这么久远。


这个问题,最近十几年,在各个学术界不少人都在讨论。我还记得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办的讲坛上,我也讲到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是比“李约瑟难题”更重要的问题。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这个问题最近陈方正先生还写了大本的书。中国文明为什么能传流这么久远,这是很独特的,而且有这么大的规模,在这么大的地理和人口的范围内传流久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文明有这种包容性,而且这个包容性不是从我们这个时候开始的,而是从几千年前就开始的。


这里在座的都是老朋友,我来这里就是要请教,所以我大胆地说一点。我认为我们的考古学和古史研究很多年以来恐怕有一个禁区,有一个很错误的观点,就是总以为我们这个古代文明是孤立的,和其他文明是隔绝的。当然有些人要鼓吹文化西来说、北来说,还有南来说等。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不赞成。中国的文明是独立起源的,但是不能说和其他文明毫无关系——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妨碍了我们将我们的古代文明放在全世界的文明史和考古学的背景里面,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考虑。这个毛病,是因为我们过去批判文化西来说,你说我们的文明和外国有关系,你是不是主张文明西来说?结果就成了禁区。


这里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今天的情况不敢说,但至少在十年以前,我们国内各大学的考古专业里面,很少有外国考古的课,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我们的古代文明研究,没有和世界文明对接起来。而事实恰相反,我举个我在讲课时候常讲的例子。1930年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里头,有一版特别大的龟腹甲,这个龟甲一看就面貌不同。当时武汉大学的动物学家伍献文先生,就论证这种龟只能存在于马来西亚。但这个例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注意。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英国剑桥,看他们收藏的甲骨文。我挑出一块龟甲,很特别,一看就不同,商朝武丁时候的,刻有文字。我设法请伦敦大英博物院专门研究龟类的专家鉴定。鉴定的结果是,这种龟只能生存在缅甸以南。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一些。所以说,中国古代文明自古以来就和外国文明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说中国文明自古以来是孤立的,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近些年来,我的个人体会,全世界的古代文明,不但彼此间有一些接触——当然,这是有限的——而且还真有点共同的规律。你看古代世界进入青铜时代,不管是古代埃及也罢,两河流域也罢,欧洲,加上中国,都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时间几乎一样。古代埃及的中王国时期跟中国的夏代,新王国时期的盛期和中国的商代,时间都差不多。这也即是说,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在早期阶段,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我们的文明发展的研究,应该有一个互相比较。但这一点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受到种种中心论的影响。这些是完全从我个人的专业来说的,不敢说一定对。


关于这个论坛,我个人也有点小小建议。可以预见,今年9月26、27号即将召开的尼山文明论坛,一定会是举世瞩目的。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我们邀请的和我们对话的外国专家,应该强调其代表性,而不一定限于汉学家。大家知道,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受到限制的影响,汉学家在外国学术界中的地位并不怎么样。许嘉璐先生介绍,欧洲汉学家协会会长自己说:几十年来,我们在欧洲是孤儿。现在你们崛起了,我们找到家了。另外一个美国学者也说:我们至今在西方,是坐冷板凳的。因为他会汉语,他知道“冷板凳”是什么意思。真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崛起,他们亦有荣焉。


我就想到,很早的时候,上世纪70年代末我去美国,遇见了一个很著名的汉学家,他的名字很多在座的都知道,叫Michael Sullivan,中文名苏立文,当然,他后来一直在英国。他讲,他为了在教科书中加上两页关于中国的叙述,争了多少年都做不到。一些外国的平民,他们怎么了解中国啊。

好,我就提这点建议。

 


 
“以他平他谓之和”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  张立文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下,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化解各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文明间种种冲突的有效方式和最佳选择。文明这个词,在《周易?贲?彖》中是这样讲的:“文明以止,人文也。”朱熹对这个“止”字解释为“各得其分”,即各得其本分,这就是它本有的性质。人有情感必宣泄,有意志必显现,虽气象观念各异,但各有其美,美其所美,止其所安,人文相杂,相得益彰。所以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察天时和时势的变化,而与时偕行;人文的风气习尚,道德价值虽各各殊致,但可短长相济,刚柔和谐,教化天下。这里,《周易》已经把“文明”和“人文”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了。那就是说“文明”和“人文”就是相辅相成的,文明是人文的一种内涵和存在形式,是化成天下的普遍价值。


在中国的话语中,文可相对于武而言,明可相对于暗而言,这就是说文明与武暗相对相关,文有不文,明有不明,这不文的武,就是当今世界还存在干戈不息,爆炸不断,战争、动乱、恐怖此起彼伏,无日不见于报端,无时不闻于传媒,伤人死人,无以胜计,生计无着,流离失所,时文不文,何时了结?


文明不明,暗流涌动,人类仍迈步在迷途之中,或为人类中心主义所迷,而危害自然生态;或为霸权主义所迷,争当世界霸主,而损害他国主权;或为利益最大化所迷,而侵犯他者利益;或为片面追求经济繁荣所迷,而不惜破坏自然环境,环境污染而危害人身健康,据报导无锡最大石化工厂曾日夜排放大量黑色烟雾,又把废水排放到河流中,使附近村庄成了“癌症村”(参见《中国“癌症村”向内陆地区扩散》,《参考消息》,2010年6月8日);或为酒色财气所迷,各国官员都存在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而损害公民利益。凡此种种所述,迷而不悟则暗,暗而不明则病。这就是说,世界文明是不健康之身,是患病之躯。


如何治疗文明病症?应对症下药,不可千篇一律。有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制度的、文化的、心灵的,也有对话的、协调的、谈判的、共赢的等等方式。尽管方式多样,但互相贯通,互相渗透。现仅就文明对话而言,它是治疗世界文明病症、化解世界文明所面临错综复杂冲突、危机的有效方式。为此,世界文明对话应确立这样一些原则:


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世界文明对话的指导之道(原则);

以“以他平他谓之和”为世界文明对话的“游戏规则”;


以“和平”、“合作”的和合为世界文明对话的价值目标。


世界文明对话的指导原则,或曰基本要求,应遵循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道。这是孔子回答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话。子贡从正面发挥孔子的话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陈述了己与人、我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原则。尽管凡有人的地方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集团、种族、民族、国家、宗教的差异,以及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心理情趣的分别,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冲突,但这种差异、分别所造成的冲突,不应导向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抗或战争,而应该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指导,通过对话、谈判,获得互相理解、谅解,互相妥协、和解,而导向融突的和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体现的是爱人的人道精神,每个人都应得到人道的对待,这是人所应具的尊严。无论是对他人、他家、他国,还是他阶层、他集团、他民族、他种族、他宗教、他文明,都应该是我所不欲要的,也不欲加诸他人。我不希望人加给我战争,我亦不把战争加给他人。我不想被人杀害,我也不把杀害加给他人。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幸福论》中说,我希望幸福,我也希望他人幸福。程颐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人与我之间有责任互相尊重,人与我的国家、民族、种族、宗教间亦应如此。如果说我希望人对我尊重,我却对他人不尊重;我不希望人害我,我却把杀害加诸他人;我希望幸福,我却把不幸加诸他人,那么,这就是不道德的,按中国的说法是违背天理良心的。


之所以产生这种有违世界文明的不道德的观念和行为,是由于为种种自我利益中心主义所迷,而遮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明的人道主义原则。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独裁主义与狭隘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都是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坚持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爱他人原则相对待的。自己希望站得住,或独立、成功立业,也希望他人站得住,或独立、成功立业;自己希望通达或发达,也希望他人、他国、他民族、他宗教、他文明通达或发达。这便是推己及人、及物的恕道。换言之,你怎样对待他人,他人亦会怎样对待你。每一个人、每个国家、民族、种族、宗教都应该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指导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活动,以消除世界不文不明的行为,而使世界文明通达真善美的境界。



世界文明对话应有什么样的“游戏规则”,规则就是一种规矩,无规矩无以成方圆。中国古代的《国语?郑语》中有一句话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实生物”,是讲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西方文化中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神来创造世界万物,中国没有。中国古人也不认为“天”创造天地万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说话,意谓天没有创造世界万物。那么,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就是由多元、多样相克相生、相对相关的,既冲突而又融合的不同元素、要素杂合而成万物。《周易?系辞传》中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男女是阴阳相对的两极,具有不同的性质,是相互冲突、矛盾的。絪缊、构精,是指天地、男女的阴阳两极融合、结婚,然后化生新事物、新生儿等和合体。这便是由冲突——融合——新生儿的和合体的产生。由近及远,由男女构精而生新生儿,由天地絪缊,便生天地万物,这就是中国对于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思议。


中西文化对于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思议,从理论思维的源头上看,就是两个路向。西方文化从古希腊以来就追求世界万物背后唯一的本体,唯有此唯一的本体是真实的真理,与此相对的便是谬误,因此而具有独裁性、独断性和排他性。中国理论思维不追求世界万物背后那个同一性的本体,认为“同则不继”,以同裨同,犹如以水加水,没有絪缊、构精的化合,犹如《周易》所说:“二女同居”,不能构精生孩子,所以“尽乃弃矣”。中国理论思维追求多元、多样不同事物的冲突、融合,相反相成,和合成天地万物。因此,中国理论思维文化就具有包容性、会通性、宽容性,从而开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多元和合思维路向,而与西方一元论思维路向异趣。


基于中西理论思维两路向,中国多元、多样形相、无形相的事物融突和合而化生天地万物。那么,如何“和实生物”?多元、多样事物在融突和合中的地位、价值的关系如何?中国古人的回答是“以他平他谓之和”,这样才能使万物丰长。简言之,在杂合金木水火土而成万物中,金木水火土便构成了“他”与“他”之间的关系。每个人、每个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在其生存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往活动中,必然构成主体我与他、他者的关系。这种互相关系,只有依照以他平他的规则,进行世界文明对话才能达到和。


在世界文明对话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游戏规则,是指各文明对话主体之间,即我文明主体与他文明主体,他者文明主体与他文明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公平的,没有大小、贫富、强弱、优劣、高下的区别,即金木水火土、天地、男女没尊卑、轻重之分,其地位、价值、作用都是平等的,要排除一切不平等的种种形式和借口。他与他之间要建立一种互相平等、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关系。世界文明对话的他与他之间是心平气和的、冷静理性的。不以势压人,而以理服人;不以力强人,而以情感人;不以虚言哄人,而以实行动人。以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对话,来化解对抗,以理解化解误解,以和解化解战争,以尊重化解恐怖,以达到和谐、和合。此其一。


其二,“以他平他谓之和”,是讲他与他之间,他文明与他文明之间,尽管存在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等的差分,但都须要像尊重、关心、爱护自己一样,尊重、关心、爱护他者。要排除一切对他文明先在的成见、偏见,或先入为主之见,或善恶的先见,或先在的破见,要以一种清净心、平常心、不迷心来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平等地尊重他文明。文明对话是在互相尊重他者的同一平台上的对话,不能高居在上蔑视他者,也不能以自己的强势来推行价值观,唯有以他平他的对话,才能取得“和”的成果。


其三,“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是讲通过以他平他这种方法、方式,以及互相尊重、平等的心态、精神,以达到和的价值目标。和有三个评估维度:历史的、现代的、未来的。就过去的20世纪来说,是一个战争的、革命的、斗争的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于立陶宛,后移居于法国的哲学家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其外在自我主体的外在客在主体,是在二战背景下,德国法西斯反犹的客观环境下的生存世界;其外在自我主体的外在主在主体,莱维纳斯作为犹太人。他在纳粹集中营中受尽种种苦难和折磨,直到战争结束,其亲属都遭屠杀。莱氏外在自我主体的客在主体和主在主体的炼狱般的煎熬,强烈地刺激了他的内在自我主体的反思和检讨,他从二战中犹太人历史命运的思议中,提出为什么会产生屠杀犹太人这种暴力的思想根源,从而与“存在是一”的西方哲学本源性的基础划清了界线。我的同一性本质与他者不可被我这种同一性本质所还原,即我的同一性本质与神圣的他者本身是整个哲学基础,而且这一哲学基础又以我的同一性不可同一的神圣他者为前提,从而为消除唯我独尊的霸权和在同一性思想下追求控制世界的暴力提供了形而上学的伦理依据,这就为消除西方哲学传统中深藏的暴力根源作出了理论新贡献,这就是他所提出的神圣他者的伦理学。


现代是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对抗文化向对话文化、斗争文化向和谐文化、地域文化向全球文化、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传统文化向虚拟文化大变革、大转型时期,在大变革、大转型中要么导向无序的混乱,要么导向有序的协调和谐。未来的文化应该是天和人和、天乐人乐、天人共和乐的可能世界。

世界文明对话的“以他平他谓之和”的“游戏规则”,是我作为自我主体如何接近他者、亲和他者,获得与他者平等对话的规则。每个自我主体,即每一个人、每个集团、每个党派、每个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文明等等,各作为其自我主体,在生存世界和意义世界中,必然与他者的生存、意义自我主体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与他者不发生相互关系的孤独自我主体在生存和意义世界中是不存在的。这样每个自我主体与他者自我主体便构成这样的关系:(详见文库图书)

 
每个自我主体,在现实的生存世界和意义世界中,自我主体与他自我主体、生存者与他生存者、意义者与他意义者之间,有着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关系。正由于此,制约着相异自我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地平等对话,隔界着自我主体与他者自我主体的接近与亲和。唯有深刻地体认、精细地分析、致远地估量外在和内在自我主体的客在、主在、显在、隐在主体的四偶状态和趋势,体认、分析、估量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太刚、少柔、少刚、太柔八维之间种种效用关系、影响关系,才能运筹帷幄地有效把握“以他平他”的对话,而达和合的价值目标。



世界文明对话的价值目标,即是“和平”、“合作”的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本身就包含着差分、矛盾、冲突,如“和实生物”的土与金木水火杂,天地男女絪缊构精等的冲突与融合。“和”就是差异、异质的他与他之间的既冲突又融合关系。“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便是相对相关的他与他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谅解、互相妥协、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吸收的过程,以达到互相合作的价值目标。如果没有达到和平、合作的价值目标,那么,他与他、自我主体与他者自我主体互相妥协、谅解、理解的“和”的过程就没有落实,“和”就落空了,而必须重起他与他、自我主体与他者自我主体的互相谅解、妥协、理解的“和”的过程,以求落实。这就是说“和”是一种形式或过程,“和平、发展、合作”的和合是结果。


当今,世界文明仍存在不文不明的病症和冲突,如人与自然的冲突,造成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形成社会危机、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带来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造成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形成价值危机。如此种种冲突与危机,是世界文明对话各个自我主体与他者自我主体所共同面临的冲突与危机,是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每个自我主体的切身利益相关,寻求度越威胁各个自我主体健康发展、和平合作,以及化解世界文明存在的各种冲突和危机,以求人类福祉、天人和乐,是世界文明对话每个自我主体所应有的历史使命和职责。如此,世界文明对话的各个自我主体与他者自我主体可以获得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合理地规范人类行动准则。


一是和生准则,尊重生命。各个自我主体,如自然、社会、人际、国家、民族、种族、党派、宗教,都是融突和合的生命体。文明最低限度的准则,就是尊重生命,准许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力。在当今世界上,各个生命自我主体,与他者生命自我主体,怎样保障生命的存在,唯有“和生”,和是保障、保护和养育各生命自我主体与他者生命自我主体的唯一途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自然,是人的衣食父母,它与人类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的时空之间,我们尊重人的生命,同样也要尊重自然的生命。天地自然作为他者自我主体应与人类自我主体和合相处。战争、动乱、恐怖,就是对各个生命自我主体的伤害、折磨和杀戮,它剥夺了各生命自我主体生存的权利,亦破坏了自然的生命权。只有和生,才能使各生命自我主体得以更好地生活下去。


二是和处原则,和平共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尽管各生命自我主体与他者生命自我主体之间存在种种冲突、矛盾、危机和不同,但作为其为生命体,应该尊重生命,而导向和平、和谐、和合,这便是“和而不同”。各生命自我主体不应像“小人”那样,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而导向不和不处的、不尊重生命的战争、动乱和恐怖,这便是“同而不和”。各生命的自我主体自然、社会、人际、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只有尊重他者,才能和平共处。世界文明对话反对种种人道主义的灾难,使各生命自我主体都能和平共处地生活。


三是和立原则,共立共荣。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立就是站得住,或曰独立。自己希望站得住或独立,也希望他人站得住或独立。每个生命自我主体都不是孤立的自我主体,而是与他生命自我主体发生千丝万缕关系的主体。由己及人、立己立人,每个生命自我主体都可以按照自我的意愿、实际、需要和方式,实现自我主体的独立,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每个生命自我主体都应该宽容地尊重他者生命自我主体的独立、方式,而获得共同繁荣和发展。不能以自我的强势生命主体,干扰、阻挠、控制弱势他者生命主体按自我的意愿、需要、实际和方式获得独立和繁荣。在当今多元世界文明中,以价值观一律、一统范式来实现各个生命自我主体与他者自我生命主体的独立与繁荣,已经不合时宜了。每个生命自我主体只有有差异的、多元的和立,才能真正实现各生命自我主体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互相尊重、关照,共同独立,共同繁荣。


四是和达原则,共达共富。孔子说:“己欲达而达人”,达可解为通达、发达,自己通达、发达了,也让他者通达、发达,这便是达己达人,走共同发达、共同富裕的道路,由于各个生命自我主体发达水平不同,各地区、各国发展不平衡,世界上存在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等。富者无情地积累财富和权力,贫者无穷尽地忍受饥寒交迫生活,以及由战争、动乱所造成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千百万失业者,被社会边缘化,成为社会的最低层。贫富差距的拉大。这是各个自我主体,如国家、世界、地区动乱的根源之一。在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境下,便会滋长一种嫉妒、愤怒、仇恨心理,产生不满、反叛的情绪,导致暴力与反暴力、动乱反动乱、恐怖反恐怖的恶性事件的发生。世界文明对话,惟有确立、实施各个生命自我主体与他者生命自我主体之间的共同发达,共同富裕,才能化解处于劣势和边缘化人群的嫉妒、愤怒、仇恨心理,消除不满、反叛情绪,抑制暴力、动乱和恐怖活动。“富有之谓大业”,共同发达、共同富裕,才能成大事业。


五是和爱原则,润泽人人。和爱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根基和动力,是实践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基础和源头。大爱无疆,和爱是人类的生命智慧、智能创造的火焰和力量,是各个生命自我主体与他者各个生命自我主体之所以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根源,是他与他者之所以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因缘所在,也是世界文明对话之所以能得以达到和平、合作价值目标的前提。这是因为世界文明对话各宗教自我主体对待他者自我主体都是讲爱的,基督教讲博爱,佛教讲慈悲,普度众生,伊斯兰教讲普爱草木人物,儒教讲“泛爱众”。爱是各宗教的普遍价值,这就为各个自我主体与他者自我主体的文明对话提供了互相尊重、平等对话,而获得互相理解、谅解,消除误解、偏见的价值基础。和爱像甘露,润泽人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终极关切之所在。

 

天地和合则美,万物和合则生,人身和合则康,人人和合则善,心灵和合则静,家庭和合则兴,社会和合则安,国家和合则强,世界和合则宁,文明和合则谐。

 

 

 

让当代温和主义流行起来——孔子能为世界提供什么

 

牟钟鉴

 

 

一,首届尼山论坛开展“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对话”非常重要。现今影响世界最主要的有四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儒家文明。其中基督教在西方是主流信仰,传播世界,影响人口最多。儒家文明代表东亚文明,历史悠久,积蕴深厚,虽然在近代有所衰落,却正在复苏,潜力巨大。两种文明异质性明显,思想距离较大,也因此而有较强互补性,彼此若能取长补短,将对人类文明转型、构建和谐世界,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过儒耶对话,最成功的是利玛窦推动天主教儒化,可惜后继乏人,加上殖民主义的介入,欧洲文明中心论流行,对话不能顺利进行。当代中国一批基督教神学家吴耀宗、吴雷川、赵紫宸、丁光训、陈泽民、汪维藩等努力将基督教文明与儒家道家文明相结合,推出中国化的新神学,但影响不够广泛。上世纪中叶以来,天主教与基督教有识之士提倡宗教对话,尊重差异,包容多元,逐渐形成潮流。中国摆脱“文革”极左思潮,取得和平发展巨大成就,世人瞩目。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明经历磨难和洗礼,获得新生,并正在走向世界。现在儒耶平等对话已经具有空前良好的国际国内社会条件,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进行。

二,世界上有众多宗教文化和人文学说,就其多数而言,其经典宗旨都追求真善美,希望解除人类痛苦,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为什么人类一直冲突不断,甚至互相残杀?有时候战争和暴力是在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当今宗教极端主义导致的暴力恐怖主义。这背后有利益的争夺,也有思想的偏颇。可以说信仰和主义一旦被极端化,就会走向反面,为代表特定集团利益的政治势力所利用,成为破坏文明的工具。民族主义是正常的,大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就造成罪恶。宗教是和平的,宗教极端主义就导致暴力。社会主义是美好的,极“左”思潮就带来“文革”灾难。


历史上有两种思想对今天极端主义产生深刻影响:一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奉信“基督以外无拯救”,以救世主在人间的唯一代表自居;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然选择搬到社会,奉信弱肉强食、强者为王。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点就是唯我独尊、唯我独重,强烈排他。后来的各种极端主义大都源于此:自己是最优秀的,代表唯一真理,他人都在我的脚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极端主义已成为当代人类一大公害。因此从思想上挖掘极端主义的根源,揭露极端主义的危害,反思人类文明的得失,寻找未来文明的出路,就成为今天人类的共同课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正在做深刻反省,并从孔子那里吸取智慧。


三,儒家文明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从创建之始便种下了温和主义的基因,孔子乃是温和主义的始祖。这种温和主义的哲学便是中和之道。孔子称赞大舜“允执其中”(《论语?尧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认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庸》提出“时中”,将孔子“中”与“和”的思想融为“致中和”之道。程子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用现代的语言说:中是顺乎时代,合乎民心,不偏不党;和是尊重差异,协调关系,和谐共处。与“中”相反的是偏激、守旧、诡异,与“和”相反的是对抗、驯人、独尊。中和之道背后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心人、帮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人、体谅人),忠恕是仁爱的两个方面。忠恕之道最可贵之处是把“平等”的理念融入“仁爱”之中,使爱成为一种包含尊严的爱。忠道的“立人”、“达人”是指希望别人自立、发达,并非顺从自己的模式;恕道的“不欲勿施”更是要将心比心,不强加于人,进行换位思维。有了忠恕之道就容易致中和,不偏倚、求协调,乃是体仁行仁之道。


孔子之后,《中庸》提出“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易传》提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宋明理学提出“理一分殊”,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提出“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一条贯穿中国思想史的温和主义中和之道的路线。这条路线是贵和的改良的路线,不能成为革命的旗帜,却能成为治世的方略。


从实践的层面看,受儒学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多元通和,宗教理性较强,排它性弱,包容性大,不易产生狂热和极端主义,儒、佛、道三教合流,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共存,制度化大教与民间信仰并行,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文化、世界文化互融。文化的冲突与摩擦是有的,但未形成主流传统。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谐性、开放性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儒家的中和之道,儒学是中国的底色。


四,当今时代,面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战争威胁和全球化的挑战,人类已经成为真正的地球村村民,成为命运共同体,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的差异,不能共存共荣便是互损俱伤,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一家独尊、崇尚斗争都已过时,温和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资本主义要抛弃单边主义,走和解路线;社会主义已接纳温和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各种宗教健康力量在反对极端主义,走理性的稳健的道路。在这样时代条件下,孔子和儒学的中和之道的精神会大放光彩,它反对一方消灭或取代另一方,反对斗争到底,反对霸道和以力服人,主张“仇必和而解”,主张彼此理解、彼此尊重,主张和谈、妥协、求同存异、交流合作,它将促进文明对话、宗教对话,推动纷争不宁的世界走向和解。

欧洲中心论已经过时,中华中心论也是错误的。儒家温和主义的忠恕中和之道使儒学避免走上霸权道路,它的传播不仅不会威胁任何其他文明,而且会促进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和解,给世界带来和平。

五,基督教文化中有许多积极的因素有益于现代文明的建设。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爱人如己,荣神益人;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必须怎样对待别人。这后一思想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同工异曲之妙。中国当代思想家贺麟就说过,儒学应当“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即吸收其“精诚信仰,坚贞不贰之精神”,“博爱慈悲,服务人类之精神”,“襟怀旷大,超脱现世之精神”(《儒家思想的开展》)。当代许多开明的神学家批评基要派的保守主义,超越唯我独尊、一家拯救人类的傲慢,发挥基督教的精华,推动基督教走向开放,包容多元,如约翰?希克、孔汉思、斯威得勒、保罗?尼特、蒂利希、库比特等。虽然他们还不是主流人士,但是代表着基督教的未来。孔汉思推动宗教对话,探讨全球伦理,提出“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便没有各文明间的和平”,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列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保罗?尼特在《全球责任和基督信仰》一书中指出,宣称拥有唯一真理的宗教容易导致暴力,只有尊重“宗教的他者”,在对话中与别的宗教成为“好邻居”,才能克尽宗教徒的全球责任。他深刻指出:“爱他人意味着重视他们,尊敬他们,真正开放地倾听他们说话。”他还认为神学教育“必须从单一宗教的结构转向多宗教的结构”。保罗?尼特着力于发掘基督教最深层的有普世价值的内涵,以便于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接近并友好相处,也从而与孔子的中和之道相沟通了。这就是当代基督教的温和主义。


六,孔子讲仁爱,有些宗教极端派也讲爱,区别在哪里?爱有两种:前者的爱是“互尊的爱”,后者的爱是“强加的爱”。尊重对方,理解对方,实行忠恕之道,才能有真爱,才能使对方感受到真爱。以己度人,强人从己,不倾听,只训导,实行精神推销,只是偏执的爱,对方感受不到温暖,却会感受到伤害,爱会变成恨。和而不同就是承认真理的多样性,真理并不都在自己手里,因此要多元和谐,相互学习。把自己与他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施爱者自居,而以参与者的身份共建人类之爱,这才是仁爱的本质。温和主义之所以为温和,就在于自尊的同时,能够尊重他者,包括他国、他族、他教、他人。


对于建设和谐世界来说,信仰的多样性是人类良性文化生态的体现,如同自然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但信仰需要是温和的理性的,不能是极端的反理性的,否则会破坏和平。人文主义(包括无神论)应当是温和的,宗教信仰(包括有神论)也应当是温和的。信仰什么不是问题,只要是温和主义,世界就会安宁。

 
 
文明对话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和谐与发展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胡占凡

 

 

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自2002年创办至今,已经是第八年了。八年来,“对话日”活动在全世界积极倡导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并通过对话,促进理解,加强交流,提高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识。八年来,这一诉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体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今天,我们通过“尼山论坛”这个中国平台,在有着最大影响力的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两大文明之间,开展对话,必将使“世界文明对话日”产生更大的影响。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我们人类正处在全球化时代,正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在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不论对话者来自或代表哪一种文明,大家都承认人类不同文明的成就,都承认文化多元性和人类创造的多样性,都努力发挥各自文明的智慧并努力使这些智慧相互融合,彼此贯通。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正在成为全球共同遵循的知识准则和价值定律。所不同的是,它在西方升成或凝聚成为准则、定律的途径,与中国有所不同。在西方,它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理念,是西方对整个现代化运动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认这个准则和定律,并真诚地愿意为推广和贯彻它作出努力。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对这一知识准则和价值定律的认知,有着中国自己的路径。


《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所谓九族,按余敦康先生的解释,就是以九代排列父系血缘关系,即以自己为中心,往上推四代,包括父亲、祖父、曾祖、高祖;再往下推四代,包括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这就是九族。九族制通过“克明俊德”,把散漫的个体血缘亲属凝聚成为“道德团体”,把去世的亲人、在世的亲人,以及还未出生的亲人和谐成一个整体;不过,这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要“平章百姓”,把一姓和百姓和谐成一个整体;再然后,还要“协和万邦”,把国与国和谐成一个整体。


怎样和谐成一个整体?第一,由内及外,从家至国再到邦国。这就是说,先要管好自己的事,然后再管别人的事。这个思想随着历史从血缘政治进入到地缘政治时代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别人的事不是当闲事可管可不管,而是要把别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是要把万邦协和、百姓昭明看作是九族既睦的内在诉求。概而言之,九族、百姓与万邦三位一体,和谐共荣。第三,和而不同。和,就是包容多样性的统一。它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差异,承认真理不仅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这个前提下,寻求九族、百姓与万邦之间的共性、共识,共同建设命运共同体。


所以,儒家的思想观念,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是内外贯通,四海兼用的。既可以用来处理家人关系,也可以用来处理人与人关系,还可以用来处理国与国关系。这样的思维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自上古时代起,便带给中国人一种能力。什么能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与“他者”对话的能力,以及与“他者”和谐共荣的能力。


对话是有前提的。比如要容人,要有容人之量;要有尊重之德,既要尊重“他者”,也要尊重传统。因为传统是文明进步的基础;要用理解之能。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会换位思考。这些都是“世界文明对话日”所强调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在中国都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都能找到源头活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于世代中国人而言,承认文化多元性,承认人类创造的多样性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是勿庸道之道,不必道之道。从古至今,我们就是以这样的原则来要求自己的家人,也这样来要求我们的人民。周总理当年参加万隆会议,上台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是来交朋友的,不是来吵架的。从总理到普通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把这样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文明对话上来,我们的对话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一个能使对话有效进行、顺利进行的基础。


对话是为了更好地交流。文明的对话,而不是文明的冲突,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致力于在科学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新时代的东方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也是人类文明在新世纪的新希望。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一样,必定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力量。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随着今天座谈会的召开,“尼山论坛”系列活动将正式拉开帷幕。在此期间,《光明日报》将与论坛筹委会开展战略合作,其中包括要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开辟“尼山论坛”专栏。“国学”版自创刊以来,得到了在座的许嘉璐副委员长和各位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爱与呵护。对此我们心存感激。同时,我们恳请大家继续给予我们关怀和指导,帮助我们把专栏办好,让更多的人知道“尼山论坛”,了解“尼山论坛”,使“尼山论坛”这个以伟大的孔子出生地命名的平台,早日建设成为知名品牌。最后真诚祝愿“尼山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  张小安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听到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就东西方文明对话畅谈各自看法,从中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受到很大启发。我刚从驻以色列使馆回来不久。在以色列工作的这些年里,通过对耶路撒冷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粗浅了解,我对东西方文明有了一点点体会。


一、世界三大宗教在耶路撒冷之冲突的反思

大家都知道,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耶路撒冷享有世间独有的殊荣,三大宗教在这里都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痕迹。然而,耶路撒冷这一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和平之城”的城市,却饱经沧桑和战火洗礼,从未有过真正的和平。在这里,实现不同民族、文化、宗教的和谐共处一直是绝大多数人所渴望和期盼的。


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属于同源,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从犹太教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三大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排他性。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三大宗教都是一神教,因此其排他性也就不可避免了。它们各自只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的,自己的上帝是唯一的,自己的先知是唯一的;其他的宗教都不应存在。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信仰其他的神。”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唯一的主,其他的主都是假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除了排他性之外,还具有扩张性,表现为传教。正是因为这些宗教的排他性和扩张性,这一地区的人们自古以来一直相互不容,冲突不断,各自都企图灭掉其他宗教。三大宗教的教徒都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地,为了捍卫自己的圣地,各宗教教徒不惜诉诸武力,流血战争。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最著名的是十字军东征。近代的就是以色列建国,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政治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耶路撒冷是上帝应许犹太人之地,是三千年前大卫王时期的首都,是犹太圣殿所在地,是犹太人的圣中之圣。在这仅仅一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老城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宗教统治时期,统治者都是以灭掉其他宗教为目的,毁掉其他宗教场所,建立自己的宗教场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迫使其他宗教徒改信其宗教,等等。这些都反映了这些宗教的排他性和扩张性。这两个特点是这三大宗教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宗教往往与政治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与其他意识形态之争相比,宗教古老而深入人心,不同宗教力量对比、冲突和较量,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加深刻复杂,也成为民族矛盾和对抗的工具,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中东战争、巴勒斯坦问题、9?11事件以及之后的阿富汗战争等等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三大宗教的排他性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与上述三大宗教的最大不同点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是一个非一神论或无神论的世俗社会,多数人不信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没有一神论的束缚,同时又有儒家、道家文化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可能正是有这些因素,才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都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我在以色列时,曾与当地的学界以及一些在中国工作过、对中国比较了解的以色列官方人士就此交换过意见。他们认为,在西方历史上的很多冲突,都多少与这三大宗教的排他性有关,都是唯我独尊,只有我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你只有信我的宗教,才是对的,不信我的宗教,你就是错的,上帝就要惩罚你。由于这一特点,三大宗教之间很难共处或相互融合。例如,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后,在各地都建立了自己的社区,或称“隔都”,坚守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抵制任何当地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和渗透。基督教国家对当地犹太人的排斥、歧视和迫害,并强迫其改信基督教,更加强了犹太人对自己文化和宗教的认同感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与此对照,中国文化则完全不同,其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融合力非常之强大,巨大的包容性使它对外来文化采取接纳、吸收、消化、创新的态度,“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从而避免了排异带来的冲突。流散到中国的犹太人与在欧洲的犹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公元11世纪的时候,第一批犹太人来到了中国的开封,他们可以自由地开展自己的宗教活动,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这种宽松的环境使他们减少了对中国文化的抵触情绪,逐渐地他们开始接受中国文化,并自然而然地被“同化”了。这与欧洲强迫犹太教徒改信基督教而被“同化”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一种自愿的“同化”。这种情况也只有在中国这样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才能出现。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在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它成为世界上不同文化体系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体系。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华夏各部落不断融合而逐渐走向统一的;中国的儒释道三大文化思想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后,最终才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是一个相互接纳、包容和创新的过程。这种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特点,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在和睦的关系中进行文化交流,增强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对域外文化的理解、吸收以及对自己文化的丰富和创新。包容性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断发展和丰富的重要原因。我觉得这是我们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可以突出强调的一个问题。

 
三、尼山论坛为世界文明对话架起一座桥梁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尽管华夏民族也曾经历过各种苦难和灾难,但她在不断接纳、吸收、消化周边各族群文化的过程中,已将他们凝聚、融合在中华民族之中。我们老祖宗有句古话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丰富多彩,正是其传统文化自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我们应继续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以开阔的胸怀看待世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为最终形成各种文明的和谐共存作出贡献。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就是我们实现上述努力的一个具体行动。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将为世界文明对话架起一座新的桥梁。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让域外学者在当地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迅速,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却很少,对中国还存有很多偏见,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还远远不够。向世界发声是我们公共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尼山论坛是对这项重要工作的积极回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论坛,主动发声,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我们将域外专家学者请进来,在这里开展坦率真诚的对话,出现一些思想上的交锋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希望最终都能握手拥抱。诚如许嘉璐老先生所言,我们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平和的心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明的学者,一个地理环境、一个人文环境,就可以促进这些精英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去反思不同文明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为实现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出发点与落脚点——世界文明对话的文化史观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志民

 

 

倡导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的对话,是在当今难以阻遏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人类走向各民族共生共荣,建设和谐世界的必然要求。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这种对话的原则,在科学文化史观指导下,有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和一个踏实有益的落脚点,对引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遇的崭新的历史阶段,台湾学者许倬云先生将这种情况概括为七大巨变 。我认为,其中:世界的经济体系正在融合为一体;资讯革命带来另一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世界面临耗尽家当的窘境以及世界各种文明正在相互碰撞等,更直接地点明了这种巨变对文化的巨大影响。另外,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移民大潮,也是推动这种文化巨变的一种表征和动因。


人类文化面临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任务,只有通过加强各文明间的交流、对话,才能共同担负起构建新文化的重任。在这里,我只想就两个方面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其一,是如何看待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差异,也就是面对各类文明之间差异巨大的现实,我们应以怎样的出发点去对话?其二,是我们如何寻找建构新的世界文化的落脚点,要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新世界文化?


一、出发点:探究史实,正视差异,不分优劣


就当今世界文明的架构看,无论从世界几大主要文明例如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华文明(或称东亚文明)来看,还是从不同国家、区域、族群、宗教信仰以及当代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乃至于不同国家的治国方略与施政方针等方面看,不同文明在当代的展现,其差异都是很显明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相对立和冲突的。如果我们放眼从各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或截取一个历史的断面去分析,更会看出这种差异的深度和厚度。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一)


就目前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对待各类文明的差异,至少有这样三种观点:


其一,文明优劣论。即认定某一种文明是优质的,其它的是劣质或非优的。数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在西方(主要是欧洲)的首先发展并取得成功,并由此造成世界范围内物质文明发展的极不平衡,西方文明优秀论(或者叫欧洲文化中心论)甚为盛行,不少人认为西方文明是放之五洲而皆优的具有普世性的优秀文明,而且这种论断似有被越来越多人普遍接受的趋势。这有三方面的事实可以证明:一是欧洲的政治制度和模式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被普遍效仿和实行;二是基督教越来越走向世界每个角落,成为世界性最强的宗教;三是以欧美为主的西方文化产品,有风靡世界之势,已经和正在占领着世界若干地方的文化舞台。西方文化之强势应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文化优质论在中国也是有相当市场的。20世纪初和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曾先后出现两次鼓吹“全盘西化”的热潮,就是明证。正基于此,国外有些学者,甚至包括部分港台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主,来构造未来世界文化的设想,而且据说在1993年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会议上,还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试图“超越单一宗教的意识形态局限……为全人类寻找一种普遍的、底线主义的伦理共识”。


其二,文明冲突论。即认为文明之差异必然引起矛盾与冲突。这种观点以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以及他随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而闻名于世,并引起世界范围内文化研究界及政治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据他自己的说法是,“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虽然亨廷顿的观点是带有写实性的理论见解和预言,但他的理论引起世界范围内诸多人的欣赏和共鸣,这说明,至少在一些学者看来,各类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引发冲突,冲突是解决差异的途径之一。结合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的视本宗教或部族文化为神圣,将其它文化视为“异类”而发生的宗教、部族乃至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暴力冲突和恐怖活动,我们应该相信,文明冲突论是对各类文明间差异的一种态度和观点。

其三,多元共荣论。即主张世界各类文明要尊重差异,多元共存,和谐相处,加强交流,共同繁荣与发展。这种主要以中国学者和儒家研究者为主提出的对待世界文明差异的观点,其主要的传统理论基础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和合”文化,以及儒家“中庸”之道及“和而不同”的思想。这不仅在学术层面的文化理论研究上作为一种鲜明的观点提出,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是中国政府对待文化、宗教以及处理世界事务和开展外交的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对待世界不同文化差异所采取的态度和实行的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世界文化界、学术界众多学者的认同,已逐步成为构筑未来世界新文化的主题思想之一。世界上一些伦理学理论研究者,在论述文化差异时,也赞同或暗合这种多元共荣论的观点。西方著名的新自由主义伦理学家罗杰斯就认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不仅应该给予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文化价值观念以自由生长的空间,而由于其鼓励平等和自由的社会文化氛围,还必定会促进和激励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由发展。”

 
(二)

分析上述三种观点,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同文明的差异,也就是如何确立不同文明在人类面临巨大文化变革的新时代中的地位问题。不管文明优劣论也好,文明冲突论也好,其实质是各类文明之中,是有优劣之差的。其极端者,将自己的文明(特别是以宗教为中心的文明)看成是神圣的,将其它文明视为“异类”,必欲不择手段击毁或除之而后已。


我个人认为,文明只有不同的质地与差异,是难分优劣的。我们的文明对话乃至文明的交流与探讨,都不应该以区分优劣为目的。我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谈点个人看法。


1. 文明优劣标准难立


不可否认,在当代各类文明之中,有些文明的要素更符合人类现在部分群体甚至大部分人公认的观念,或被认为更符合未来人类文明的要求。但这不能成为要区分优劣的理由或标准。因为当今之人无一例外都是生活于各类文明培育下的人,在当今要选出超脱自己文明基因、站在各文明之上的人,就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讽刺的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尽管不乏学者和政治家似乎以全人类的责任人在宣传或实施着什么,但事实上他只是在以他的标准宣称他们的文明是“优”的,这不免是偏颇的。任何对文明的优劣评价,只能是以A文化的标准去评B文化的优劣,这种评价不可能是科学的和公正的。在各类文化之间要分出优劣,其标准和前提就是值得怀疑的,因而也是难辨优劣的。


面对人类未来文化的发展,各国学者也在努力寻找建立新的世界文化的路径。关于“普世伦理”、普世价值以及在未来世界文化建设中各类文明的地位与价值等等,正在成为一些学者倾力探讨的热门课题,而通过探讨、研究、对话寻求各类文明的“共识”,也成为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应该说,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且不说人们在寻找的只是一种“共识”,而非从文化内涵及物质中去发现哪支文化是“优质”的,即使全球公认的、属于优质的“共识”,探求其内涵本质时,仍会回归各类文化的具体诠释。


例如,“爱”或“博爱”,这应该是一种“优质”文化精神吧?各类文化都提倡“爱”。但具体到“爱”的内涵,仍是不同,也是难分优劣的。比如基督教之爱,首先要体现在对“上帝神恩”的敬畏、回报与爱上,是“在爱与上帝的意志之间画了个等号”。 而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里,“博爱”则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见,文化的内涵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是无法分辨其优劣的。要说对文化优劣之评价,只有“化”于其中的本文化类型之人最有评判权。最适合他们的文化即是应该弘扬的、优秀的。换言之,最适合国情的文化即是该国最优的文化。所以说,各文明之间文化各异,是难辨优劣的。


2.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决定难分优劣

各类文明优劣之难辨,还在于文明本身具有很突出的特性,即文明的历史性。任何文明的发展,都经历了数千年极其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传承与发展,也有创新与变异。不同文明间之比较,只有放在同一历史断面下,其相互联系及其可比性、差异性才有显现的共同基础和着力点。

以早期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发展为例。基督教源于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犹太教。犹太民族文化本身在其早期发展中,即受到古埃及和巴比伦的影响,是“与相邻的大帝国交织在一起的” 。而其发达的民族文化又与其早期出色的宗教智慧密不可分,“这种文化集中表现在后来编纂的《旧约全书》中”, 因此有人说:“《圣经》创造了犹太民族。” 犹太教在随犹太人的迁徙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既吸收了希腊哲学的精华,也受到罗马帝国文化及原始宗教的抵抗和影响,因此,到耶稣出现的时代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由一族之教而变为“一切人都属于一个天国,一切财产也属于天国”的世界性宗教,以至到公元4世纪成为罗马人公认的国教。
儒学虽为孔子创立,但追溯孔子思想形成的过程,从大的方面讲,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探其渊源:一是从纵的方面讲历史文化渊源;二是从横的空间讲区域文化生态的渊源,二者又是有密切联系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那么这样一个集三代文化之大成的周文化,应是孔子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而周之“礼乐”文明,实则由周公创建与发展。而鲁国为周公之封地,鲁实得周之礼乐文化之“真传”。尤其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周之都城文化地位下降,鲁国集周文化之大成,成为当时的东方文化中心,有“周礼尽在鲁”的称誉。从这样一种具体的文化生态来理解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儒家文化的产生,尤其是来理解孔子生于鲁而非他邦之必然性,就会找到一个深入解读的切入点。


春秋战国时期,周衰微,诸侯割据,是一个区域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探讨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渊源,还不能只讲鲁不讲齐。实际上,以我们今天观之,“齐鲁之邦”是一个完整的“圣地”。齐与鲁都处东夷之地,周初分封,封姜太公于齐,周公于鲁。由于齐、鲁不同的建国之策,鲁国变夷俗,革旧礼,成为西来的周文化的重要传承之地。而齐由于采用“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保留了更多的东夷文化风俗。孔子在35岁那年,到齐国首访,一住三年,对齐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吸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就是明证。从区域文化分析,孔子的核心思想“礼”的来源,无疑多受“周礼尽在鲁”的影响;但其博大精深的“仁”的思想渊源,应与“夷俗仁”的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如此说来,孔子思想的形成,从地域上讲,是以吸收齐鲁为代表的夷夏文化的融合;而从历史文化传承上讲,则以周公为渊源,是对三代文化的集成和融合。可见孔子思想的形成实集此前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精华而成。对孔子以后的儒家讲,孔子创始的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之一说,经过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相互交流和吸收,尤其是孟子、荀子两位大师对诸子思想的吸收,才有了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与提升,儒学才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而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融合汉初复兴的诸子之学,尤其是吸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思想于儒学之中,才导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出台。儒家从此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


这种各类文明形成发展演变过程的历时性,决定了某种文明会不断地融汇其它文化因子,不断地与时代发展同步,被改进、优选,从而成为本文明系统发展中无数代人智慧的结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经数千年发展至今仍保持着活力的文明,小而言之,都是最适合本区域、族群的优化文明;大而言之,各类文明之间,都是无法进行所谓优劣之比较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分析考察了二十几种文明发生、成长、衰弱、解体的过程后指出:“对各种文明都可以当作同时代的文明来分析对比,各种文明和文化都具有同等价值,并无优劣高下之分。”

二、落脚点:回归原点去寻求共识

 

世界文明的对话最终要回到“新时代到来,我们如何构建世界的新文化”这个问题。我认为,回归原点去寻求共识是一个落脚点。


人类文明产生之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谈不上共同对应相同的问题,但其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共同的。不同文明的产生正是人类面临相同问题而采取不同思维与应对方式的产物。钱穆先生早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就提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其文化精神。” 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认为,人类在文明创始的古代,“大多数民族都会有共同的风俗和感情”,“由于大自然到处都是一样,人们对最刺激感官和最激发想象的

事物必会有同样正确和同样错误的看法。” 可见,人类不同文明发展的原点,具有更多的共性和相合相融之点。

(一)


人类在经过数千年的文明发展,经过近代工业革命生产力质的飞跃和提升,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人类将成为“地球村”村民的共同体。这促使我们来共同研究如何建构新的文化。我们发现,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与人类文明创始之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类似乎应该回到原点去寻求解决当今面临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性质和应对与当初有本质不同,那时的应对是分散的,今日是共同的;那时是被动的,今日是主动的。但事实已充分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是相同的、不变的。这种回归,绝不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与复原,而是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以我个人的浅见,人类所面临的三大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只不过当今与原点相比,主题依旧,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自然已非原点之洪荒、原始、未知之自然,而是一个对人类过度付出、体力透支、遭受重创甚至遍体鳞伤的自然。如果将原点之自然比喻为一个童蒙未开的女婴,如今的自然已是乳汁吸干、体弱多病的老妇。人类文明的对话与文化之发展,要在以何种方式和态度对待自然上达成共识,来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共荣达成共识。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新型的文明基础之上,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荣。各类文明之间的和谐共荣,首先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为基础的。


 其二,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文明之原点的人际关系多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狭小的族群之内。在数千年人类各文明的发展中,人际关系也大多表现为一族、一国、一宗教及各类文明内部之关系。在中国文化数千年发展中,人际关系主要还是建立在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和基础的血缘宗法制的关系网络。而当今特别是面向未来发展的人际关系,已发生重大的质的改变。经济全球化,人与人之间依存度的大幅提升,高科技所带来的交通与资讯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的移民大潮,这种空前的人类历史的大变革,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世界文明间的对话,未来世界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必然要求人们的视野超越族群与国界的藩篱,超越不同文明的墙壁,来重新界定人与人的关系。以交流加深了解,以宽容对待“异己”,以和谐代替隔膜和对抗,用中国先哲们说过的话,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无新型人际关系的塑造,即无未来世界文明可言。


其三,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的学者将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人与人关系的扩展列为一类,这是有道理的。 我将其单列为一大关系,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它既包括个人与社会(这个社会可以是地球村之村民与地球之社会)的关系,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一国一族之个人的扩大,与全人类之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之建设是当今文明对话的重要问题之一。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就是要以新的视野面对人类巨变带来的新问题,寻求解决各文明中的人与社会关系的确立,寻求各种宗教信仰间新型关系的建立,寻求一国与他国、一国与全人类新关系的建立以及一种文明与其它文明关系的和谐相处问题,为未来世界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共同努力。


(二)


如何寻求新的世界文化构建过程中的共识?我觉得人类主要是要超越自己,超越历史,寻求共识,实现突破,走向共荣。在这方面,以下三个方面的追求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一,世界眼光。在这方面,我们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对不同文明比较与联系的探索中,会受到很好的启迪。他在其著名的《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中比较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及希腊文明的差异时,即放在了公元前800年—前200年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来观察和探析。他由此既看到了四大文明古国有着相同的突变——“哲学的突破”,同时又看到了四大文明的差异和缤纷多彩的展现。他超越偏狭的文化史观,在将“同时代的、并无联系地并列存在的”不同文明的比较中,为科学认识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拨云见日”般的理论体系。他的这一“轴心时代”理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而我们也从一个德国人具有世界视野的论述中,洞悉孔子及其儒学产生的外部因素——四大文明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可见,科学的方法,宏阔的视野,世界的眼光,是文明对话的基础。而对同时代文明的比较,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历史面貌及其本质特征。


第二,“哲学突破”。纵观人类至少6000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史,其文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也不是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流畅,而是经过了众多的崎岖、裂变、整合与突破。其中最主要的,即是雅斯贝斯所破解的: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个“哲学突破”的轴心时代。中国人有句话叫“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历史上如果没有“哲学突破”的“轴心时代”,人类可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我认为是可以这样认识的。


那么,在世界面临巨大变革的新时代,建构新文化,就必须超越自我,超越历史,以实现新的“哲学突破”。从中国所谓“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来观察,之所以实现了“哲学的突破”,有三点很值得关注:一是诸子百家思想无优劣之分,无主次之别,各有建树,竞相发展,都实现了各自的突破,最后实现了整体的哲学突破。各家思想既是独树一帜,又是百花之一枝。二是“突破”在于充分的对话与争鸣。诸侯各国礼贤下士,竞相招揽各家学者,为其提供相互对话和理论争鸣、交流的便利。当时的东方大国齐国,还在国都临淄建设了稷下学宫,专供百家学者集会、对话、交流,所谓“高门大屋尊宠之”,足见条件之优渥,地位之高贵。三是共识和主流思想是在长期对话、交流、吸收、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儒家初生地位不显,战国后期即成“显学”,非人为之操作,实百家争鸣之必然。当今一些思想家乃至政治家,并不想忙于对话,而梦想以强势推行,使某一文化成未来世界之主导。鉴之历史,实不可为也。


第三点,共荣共识。即是先追求世界各类文明良性的发展,让其在新的时代,在各种文明思想的对话交流中,自我变革、提升,各文明之间由相容到相融,共识自然产生,未来世界新文化的主干与主流自然产生。回顾历史,此实为人类文化创新发展之经验;放眼未来,也应为不可不经之途径。


对于世界各文明的对话及未来世界新文化的构建,海内外多有专家在作精深研究。我谈一些肤浅的看法,以此就教大方之家。


 

 
附录

尼山论坛简介

 

 

尼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诞生地,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城东南25公里,曲阜、邹城、泗水三县市交界处,海拔340余米,原名尼丘山。据《史记》记载,孔子父母“祷于尼丘而得孔子”,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


尼山论坛,即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华文化标志城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许嘉璐倡议发起,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以学术性与民间性、国际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为特色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首届尼山论坛定于2010年9月26日至27日在曲阜孔子出生地尼山召开,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开展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话,主题是“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


1998年,伊朗总统哈塔米向联合国建议把2001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获得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之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包括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在全球广泛展开。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主张将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有生命力、因而能不断发展的财富加以保护。2005年,西班牙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发起成立“不同文明联盟”,得到了联合国的有力支持。2007年4月,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出任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负责领导其执行和实施工作。2008年1月,“不同文明联盟”首届国际论坛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来自各国政府、基金会、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媒体和工商界的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弥合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分歧,并为推动跨文化交流建立伙伴关系。


中国积极倡导在亚欧会议框架下开展文化与文明对话交流,并于2003年主办了亚欧会议进程中的第一届文化与文明会议。2007年,亚欧会议不同信仰间对话会议又在中国南京举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建立和启动了一个“信仰基金会”,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是让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增进了解、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不同文明和信仰间开展对话正在呈现出一种加速度之势,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更为崇高的追求。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源于联合国的基本价值观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致辞

 

联合国本身的创立就是相信对话可战胜冲突,多元性是一个普遍的优点,世界各国人民更多地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命运而团结在一起,不是由于他们不同的特点而分裂开来。


联合国——在最佳情况下——可真正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场所,成为一个这种对话能够扩展并在人类作出努力的每个领域开花结果的论坛。各国之间,不同文明、文化和族群内部和相互之间每天不进行这种对话,和平就不能持久,繁荣就得不到保障。这是联合国头50年的教训。这是一个我们忘记了就会自食其果的教训。


这一段历史还应教会我们,在存在种类繁多的各种文化的同时,还有一个建立在容忍和自由等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全球文明。这一文明的特点是容忍不同意见,欣见多元文化,坚信有普遍基本人权,认为各地人民对自己如何受到管理有发言的权利。这是一种建立在应庆幸而不是恐惧人类文化多元性这一信念上的文明。的确,许多战争源于人们对那些不同于己者的恐惧。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战胜此类恐惧。

 
所以,多元性既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基础,也是必须要进行对话的现实。在进入新世纪之际,我们要捍卫和促进这一全球文明。

为成功地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努力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而不制造新的障碍;推进合作,而不扼杀一体化。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就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展开讨论本身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对话的障碍,而不是清除这些障碍。

 
具体地说,我愿提醒我们大家记住历史事实,这些用语——文明、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或永恒的,而是不断变动的机体,总是变化、成长和发展,通过相互作用不断使自己适应新时代和新现实。它们并不一定与某一特定的宗教信仰相吻合。只谈基督教文明或伊斯兰或佛教文明是把事情严重简单化,这样做只能是在制造毫无必要存在的障碍。

 
这样泛泛而谈——如果这些说法是对的话,肯定是经不起当今时代考验的,因为一体化、移徙和全球化正在使不同民族、文化和种族进行更密切的相互接触。我们可以从世界许多地方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宣称自己仅属于一种文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多种文化和冲力的产物,我们的力量在于把我们熟悉的东西与外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寻求一种排外的内向文明注定是要失败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对我们自己独特的信仰或遗产感到自豪。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感到自豪。但我们的东西与他人的东西必定存在冲突的观点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与有些人的看法相反,我们可以爱自己,同时不恨他人。


那么,从何种意义上说,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个有用的概念?首先,它对那种认为不同文明间的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作出了恰当必要的答复。因此,它为推动合作而不是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前提。


其次,它帮助我们借鉴各种文化和文明更深刻更古老的渊源,以便找到使我们跨越疆界团结起来的东西,并向我们表明,以往历史既有敌对的阶段,也有团结的时期。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对话能帮助我们明察文化和文明在当今冲突中的作用,以便将宣传和虚假史实同战争的真正起因区别开来。这样,通向和平的道路会平坦一些。


近代常见的是,倾心于侵略和暴力的那些军阀和领导人,一直鼓励他们的追随者与旧日暴行的受害者打成一片,对那些同早期冲突中的假定侵略者站在一起的其他团体进行报复或保护自己不受其害。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宣称这些团体属于不同和不可调和的文明。这样做的影响是不仅歪曲了历史,将它用于最卑鄙的目的,而且掩饰了引起冲突的真正怨愤,而要解决冲突就必须消除这些怨愤。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看到了利用或歪曲历史以造成进一步分裂和冲突的悲惨事例。在那里,几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可被称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遭到暴力摧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突然被称为“土耳其人”,对他们迫害的理由是据说他们所谓的祖先在500年前曾做过某些事情。在此情况下,更清楚地了解历史、文化和宗教本可以帮助他们过渡到民主社会,本可以在一个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多元环境中解决权利和义务的真实问题。

 
在中东,冲突、已经非常棘手的领土、独立国家地位和拥有权等问题,因一块被三种宗教视为圣地的土地所产生的宗教分歧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过去基本上是民族之间的一个冲突有可能演变成宗教冲突。在此情况下,真诚和建设性的对话有助于把所谓的文明和宗教问题与政治和领土问题区别开来,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选择公正的和平而不是无休止的战争,最终使所有信仰得到尊重。

 
在这两种情况下-——巴尔干半岛各国和中东-——就不同文化和信仰、正确观点和错误观点、公正性和必要性真正开展对话,仍可以帮助有关各方找到通往和平之路。我并不是说不存在事关自决、安全和尊严的十分真切的重大问题。


光说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对话交谈加上行动-——即在尊重对方和真正理解对方的怨愤基础上相互采取行动-——就能起作用。对此,我确信。我们不能等到我们深深陷入冲突时才开始此种对话。一有机会,我们就应随时随地开始对话-——远离战场进行对话要容易得多。

 
(根据科菲?安南2001年2月5日在美国新泽西州南奥兰治县西顿?霍尔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秘书处整理)

 
联合国“2010国际文化和睦年”简介
   
2007年12月17日,大会宣布2010年为国际文化和睦年(第62/90号决议),建议在国际年期间适当组织有关为了和平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了解和合作的活动,鼓励会员国酌情审议那些确定在社会所有阶层和级别采取实际行动以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宽容、了解与合作的举措。大会还鼓励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媒体相互开展对话。

 


“2010国际文化和睦年”致辞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国际文化和睦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举。在这一整年里,我们将一起为文化多样性欢呼,展示“多元文化的对话和理解”对于追求更和平的世界是多么至关重要!我们也将着重突出文化对于发展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提升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途径逐渐增多,同时,挑战也层出不穷。例如,自联合国诞生以来,全球化以超出想象的方式将人们日益联系起来。通过移民、媒体、贸易,当然还有网络,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日常生活里都变得触手可及。


但是我们的世界也被偏见、仇恨和未解决的的挑战困扰着。这种便利的交流,也常常变成了分歧和鼓动的工具。极端分子常常攻击异己文化和传统,并将其妖魔化。在现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就业机会锐减,人们则常常怪罪于少数群体。


国际文化和睦年来得非常及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当领导重任,联合国大会想让UNESCO充分利用好其在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通过国际合作而积累的丰富、成功的经验。

 

同时,我也特别祝贺今天刚刚成立的“和平与文化对话高级专门小组”,让我们期待其在“加强对话、和谐共存”方面的建议。
通过包括联合国文明联盟及其众多民间的组织在内的体系,联合国致力于使人类以及文化联系得更紧密。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国际文化和睦年”成就瞩目的辉煌。

 


 
“国际文化和睦年”致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

 

 

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人们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这是我们所处世界的日益突出的特征。由此形成的多元社会为加强全世界人民、国家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缺乏理解和信任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也不断增加。经济、环境以及伦理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不安全和不信任感。面对这一形势,我提出了涵盖所有人类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理念,我称之为“新人文主义”。我深信教科文组织具备为全球化和当今的危机找到人文主义对策的各种优势。针对各个层面逐渐产生的脆弱感的问题,必须创出捍卫社会团结和维护和平的新的行动方式。

鉴于这一紧迫问题的重要性,联合国大会宣布 2010年为国际文化和睦年,并指定教科文组织在庆祝该国际年的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本组织在促进“各国相互了解和理解”方面具有60多年的经验。


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也涵盖生活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当今交流日益增多也更为复杂的全球化时代,保护和促进这种丰富的多样性面临多重挑战。的确,文化本身并没有进入多项千年发展目标之列,而且我也对此感到遗憾。但是,文化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发展离不开文化。我非常希望通过新的倡议,表明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国际年的目标是帮助消除因无知、成见和排斥而造成的混淆认识,而无知、成见与排斥则是引发紧张、不安全、暴力和冲突的根源。通过倡导对话与相互了解,国际年将促进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并打破横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文化间对话是建设和平的最佳手段。


国际年确定了四大战略行动要点,这就是促进彼此了解文化、伦理、语言和宗教方面的多样性;制定共同价值观框架;加强有质量的教育和跨文化能力;推动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对话。


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呼吁教科文组织的所有合作伙伴——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国系统的各机构、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亲善大使以及和平艺术家、教科文组织教席和联系学校、教科文组织俱乐部和中心、议员、地方官员、文化界、科学界、教育界以及媒体界、舆论领袖、青年组织以及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全体民间社会——行动起来。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2010年的庆祝活动将在地方、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受到广泛关注,并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


面对一个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的挑战,我们的共同任务是在所有文化之间搭起坚实的桥梁,从而创建共同生活的新的普遍伦理。 

 


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纪念孔子诞辰第784号决议案情况

 

 

2009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9周年。在9月29日,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艾尔?格林,代表41名众议员提交了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决议草案。


艾尔?格林是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协会(the 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的成员。在10月底,该草案被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辩论。该决议案的全名是《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并承认他在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无价的贡献》。


美国东部时间10月27日下午,众议院全体会议开始讨论这个草案,艾尔?格林先介绍了草案内容。美国东部时间10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61票赞成、41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的第784号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并且赞扬儒家思想对人文社会的贡献。
美国众议员鲁斯?卡纳罕在发言中支持决议草案。他说,9月底,不仅中国纪念孔子生日,韩国、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也开展纪念活动。孔子的教诲已发展成一套被称为儒家思想的哲学体系,影响了整个东亚的文化和生活。一些人把孔子对东亚的影响与苏格拉底对西方的影响相提并论。孔子的教导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对于社会和谐的提倡和对教育重要性的强调。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他的教导长期为数以百万计的东亚和东南亚居民奉为道德的指南。在孔子思想的启发下,中国、日本等国的一代代学者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


鲁斯?卡纳罕认为,美国人以多样性为荣。他说:“在我们美国人中,有4690万人是西班牙裔和拉美裔,有1600万人在国外出生但入籍美国,还有1400万名亚裔居民。我们一共说337种语言。”卡纳罕还谈到儒家文化作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一个来源和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他说:“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以多样性为荣……不少亚裔居民尊崇孔子,9月26日,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市,人们立起孔子的青铜塑像。”他还强调了儒家文化给当代美国带来的好处:“来自受到儒学影响的亚裔社区的美国年轻学者,在科学、法律、医药、工程、音乐和美术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日本裔众议员迈克?本田是决议草案的连署人之一。本田说:“在一个充满了内乱和战争的时代……孔子开始了将社会导向开明的努力,这种努力具有全球意义。他关于自我改造、人文主义、心灵的力量和有秩序的社会的教诲,为我们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本田指出,孔子的思想还包括,政治家必须是为人真挚的道德楷模。孔夫子的哲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被许多学者研究,他充满智慧的言论激励了一代代的追随者。


支持该决议的发言者,谈的多是孔子对中国文明、亚洲文明乃至全世界的贡献,也有人说到这是尊重美国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但没人从美中关系的角度予以阐述。也就是说,它与奥巴马访华没多少联系。


在众议员中,也有人持反对意见。在辩论记录中,并未找到批评孔子的思想、认为孔子不值得被纪念的说法。反对者多是说,现在应抓紧时间讨论与民生相关的紧迫问题。


据《芝加哥论坛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10月29日,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议员杰夫?弗雷克解释了他投反对票的原因:“在这种无关紧要的立法问题上花时间,会让议员们没时间去仔细研读医疗改革法案。”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森?查费兹说:“我们爱孔子,但为此投票是一个笑话。”


最后,由于辩论并不激烈,众议院在第三天就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是法案以压倒优势通过。

 

 

 

 

 
美国众议院决议案784号

 

HRES 784 EH
H. Res. 784
于美国众议院


2009年10月29日

 

鉴于,孔子在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出生于现在的中国山东省曲阜;


鉴于孔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对诸如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世界诸多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仍在发挥影响力;


鉴于孔子倡导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互相尊重,以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实现公正和道义,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质;

鉴于孔子所教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道德品行的典范,也能促进人类和谐;


鉴于孔子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建立在忠诚、尊老和承认家庭重要性的基础上;


鉴于孔子认为政界人士必须成为诚实和道德的模范,提醒人们要以至高荣誉和尊重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兹决议如下,众议院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认可他对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作出的巨大贡献。

 


(山东省外事办公室翻译中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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